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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线下（第2页）

但有一部分了解社会主义的人，他们也要主张个人资本主义。他们说，他们是忠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他们以为要达到社会主义，不能不经过个人资本主义这一段路程。个人资本主义有堆积资本，团集工人，增进生产力种种的作用，这些作用都是实现社会主义上所必要的条件，所以提倡个人资本主义也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这话是诚然不错的。但是照我们中国的现状说来，我们中国的个人资本主义是断难发达的了。能够自在地发展起来，我们又何乐而不听其自然发展呢？但是时代已经不许可了，几棵大树子林立在你的旁边，你一株嫩苗如能够苟延残喘也就是万幸了。但是万不幸的实在是苟延残喘的年老的小树！他们年纪已经老了，发育的生机已经窒息了，将来即使与以相当的条件，他们也不能发展起来，以至参天。这是有实在的事例的。半残半落的小资本家林立的苦处就是这个样子。资本不能集中，生产受了分割，所团集的工人的数目，也很有限。这在促成社会主义实现上反而是莫大的障碍！要实现社会主义自然希望有大工业、大物质的生产力以作基础。像在欧美，他们的物质生产力已经发展到前头去了，他们所剩下的一条路便是“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的无产阶级只消把政权拿过手来，资本主义的组织便可以容易打破。但是我们物质后进的国家，我们还要努力赛跑一次才行！我们要希望大工业发达，我们要希望物质生产力增进，只剩着一条比较捷近的路，便是及早举行“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以施行国家资本主义！我这话好像是很矛盾的主张，但这于社会主义的精神是并不矛盾的。俄国现行的政策是这样，便是马克思自己的主张也是这样。马克思分社会革命为三个时期，在无产阶级专政之后，还有一个“共产主义的半成期”，一切的生产和分配由国家的权力施行，国家须努力使生产力发展到尽头，然后才能移转于完成的共产主义。马克思决不是一步想跳上天的梦想者，但假使他是坐在飞机上，他总是想把速度加快的。在物质后进的国家，比较先生出了对于社会主义的景仰。因种种经济以外的机缘，社会主义者得到政治革命的成功，要促进物质的生产力，舍国家资本主义而外没有别的道路！聪明的列宁，他所以指导俄罗斯的便是这样。我们中国正好学他，正好由有主义、有计划、当然是不赞成自由放任主义的人，纠合主义相同的人以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革命成功之后再施行国家资本主义。舍此之外，我们也别无他法。无法中之又一法，自然是那些崇拜亚丹斯密的先生们的自由放任主义了。既没有法子，那也就只好放任。

有人说：中国要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可惜中国还没有无产阶级，有也还脆弱得可怜。好，如果承认无产阶级脆弱，那就加强它好了。如果说只有无产阶级的工人才能执行革命的任务，那是说不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不是工人。我们所争的，不是形式上的工人与不工人；而是精神上的赞成社会主义革命与不赞成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有这种聪明难得的资本家要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抛弃他所有的一切财产来作革命的军需，难道还会拒绝他吗？难道还要开一次资格审查会，说他没有资格吗？我们所争的便在这种精神的赞成与不赞成！如果精神是赞成了，即使是资本家也可以来参加革命。所以我觉得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精神上的解释也可以，即使改为“共产主义者专政”也未尝不可以。……亲爱的读者哟，我这样发挥了一长篇了，但我自己还是坐在沪锡专车的三等车中的。这样的思想在我那时的脑中盘旋着，怕不过几秒钟的光景？说着说着，便到了昆山，火车停止着了。有人说是在等南京开来的兵车。车中的人大家都人心惶惶地争向窗外探望。窗外的夜色也渐渐苍茫起来，足足等了一个钟头的光景，而我们如大旱之望云霓一样，所等候着的兵车却始终没有开来，开来的只是一趟客车。这客车是怎么迟了到的，并怎么迟到这样久，车里的人谁也不知道。

姓杨的在苏州便下了车，我们又于昏昏茫茫中坐到无锡。时间已经是七点半钟了。

“无锡这个地方我来过两次，第一次和郑伯奇同来，第二次和成仿吾，这一次却是和你。”

在无锡车站上下车后，拒绝了一些黄包车夫的执拗的拉客，在崎岖的石子路上慢慢地步行起来。我一面走，一面发生着怀旧的感情，对C君叙说起来。

“第一次来是民国九年七月，那时是朱谦之写信来告诉我们，说无锡的风光有些希腊的风味，比西湖还好。我们受了他的怂恿，从上海跑到惠泉山来，但他已经往南京去了。我们在惠泉山下一座节孝祠里面住了两个礼拜光景，蚊虫之多，居处的不适，惠山的童裸，更加之以天气的炎热，使我们实在是大失所望。在要回上海的前一天，朱谦之才由南京转来，无论如何要约我们坐花船去游太湖，他好像不知道花船是什么性质，而且价钱也很贵。他这个提议，被我们反对了。天气实在太热了，我们走到运河里面去凫过水。能凫水的只有我和袁家骅两人。我们凫了半天，看的朋友都觉得有趣，便都下了水，在河边上学狗爬，只有朱谦之始终不肯下水。凫水起来之后，大家的下衣都打湿了，家骅他们是穿的学生装，他们主张就穿起湿裤回去。朱谦之严烈地反对。他说这是有伤风化，有伤风化！说着他各自回寓所去，替大家拿了裤子转来。我看他转来时候，在路上走得飘飘忽忽的。我问他怎么了？他把我的手拉去扪着他的额部，他在发着高热，如像火烧着的一样。我问了他的病情，才知道他得的是疟疾。我劝他先回去睡了，再请家骅替他买些金鸡纳霜。

“那时我们住的节孝祠里面有一眼很大的池塘，池水是很深的。谦之们住的房间便在池塘边上，池塘的对岸便是节孝祠的大殿了。我们回去的时候，看见谦之在床上乱发谵语。他说——啊啊，你们啊！你们啊！你们在青天白日之下脱得光丝丝的呀！……人家都在骂你们了！……你们有伤风化，有伤风化！……啊啊，我是要保护朋友的，我不怕，我不怕，我要用手枪对待！……

“他说着便一翻身跳起床来，赤着脚一直便跑出房去，口口声声只是叫着：‘我要用手枪对待！我要用手枪对待！’

“他跄跄踉踉地从池塘边上向大殿跑去。我们紧紧追赶着他。

“大殿门外正坐着两桌人在那里打马将牌，打得正在异常起劲，朱谦之大叫着：‘我要用手枪对待呀！我要用手枪对待呀！你们骂我的朋友！’他一直向那些人跑去，那些打马将的人看见势火太凶了，连牌也不顾，钱也不顾，把桌子一推，便各人四窜起来。

“祠堂的门限很高，‘我要用手枪对待呀！’谦之一声吼着，把右手向上一伸，踉跄地便跌向门外。幸好我刚好赶上，他的头部还没有及地，我便拦腰抱着他。他还屡次反抗，要把自己的头去碰触地面。这时候，另外又有一位朋友赶上了，又把他的上半身抱着了。

“我们抬着他回房去，但他始终不肯，口口声声仍然叫着：‘我要用手枪对待！我要用手枪对待！’我那时起了一个急智，我便对他说：‘请你好好地去睡罢。等我拿手枪去对付他们，一切事情你都相信我好了。’

“顶奇妙的是他听了我这话便立地平静起来了。

“我们把他抬去睡好后，朋友们都惊惶失措了，我说他只是疟疾，因为热度太高了，所以生出些神经性的症状来，明天包管会好的。但他们都不肯相信我，他们到第三师范去请了一位中医来。这位中医，倒很高明，他一面用金鸡纳霜丸给他吃，一面又开了一张药方。他这是再高明也没有的办法。

“无锡的朋友们对于朱谦之的友情是异常深厚的。他们请了中国医生来看了，还不放心，还要把他抬进医院去。那是无锡公园旁边的大同医院。受诊察的时候，我立在旁边替朱谦之报告病历。一位青年医生，大约是助手，我看他也不打诊，只把脉评了一下，就说入院了。我觉得这位西医也是过分的高明，他又借着中医法门来掩盖自己的妙手了。我问他是什么病？他说要住了几天病院才晓得。我便不客气了。我说，不分明是Mala

ia（疟疾）吗？他说是Mala

ia时，怕是另外一种Mala

ia。

“这位医生也使我佩服到五体投地了。那明明是三日一来复的间歇热，他要说是另外一种Mala

ia。朱谦之入院后，我因为有别的事情，第二天便和伯奇回了上海。后来听说他在院里住了三天，也没有再发一次烧，病就好了。但他的病究竟是那个医生医好的？我不敢替西医吹牛，我也不敢和中医捣蛋。……”

我一面说着，已经走到了无锡饭店的门口了。这座旅馆是第二次来游时住过一夜的地方。那是去年三月间的时候，那时我的日本妻子因为在上海的生活过不惯，已经折回日本去了。我在上海临到人生的歧路，消沉了好久。那时是袁家骅和顾缓昌两人约我们来看梅花，我却不过朋友们的盛情，便又到这儿来住过一夜。那时候同来的有仿吾、尼特，我们居过的房间便是这儿的二楼十七号了。

因为有这样的一番旧情，我走到无锡饭店门首，便自然而然地走进店里面去。

啊，天地间真再没有这样凑巧的事情了！我们走进店里去后，茶房把我们引到的却又是二楼的第十七号房间！

房中唯一的一点装饰便是一张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美人牌的广告，但这种俗不堪耐的广告对于我也觉得有几分依依欲动的神气了。

在电灯光下不禁怀念起成仿吾来，几乎又要流出些不值钱的眼泪了。

“成仿吾怕已经到了长沙罢？”C君这么问起我来。

“怕还没有这么快，到汉口要五天。他在武昌要耽搁些时候，恐怕还不会到长沙。”我这样沉抑地回答。

天地间真是有多少出人意外的事情。自从四月我到日本去后，仿吾不久也就到了广东。但在我十一月十六日回到了上海之后，完全出乎意外地他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又从广东回来了，而他这回回来是扶着他长兄的灵柩。

他的这位兄长见比仿吾早到广东不过半年，而他竟至成了灵柩转来！他不是轰轰烈烈地去投了什么人的炸弹，一同被炸死，也不是阵亡，他的死愈见不为人注意，而对于我却愈有不能言喻的悲哀。他有五个儿子寄居在长沙，他假如能庸庸碌碌做些家人生产，又何尝不能供家养口？但他偏又做了湘军的军需处长，远远要到广东去从军。广东的财政穷绌得不堪，客军的湘军有时候几乎没米煮饭。他在这种奇绌的状态之下，不能不四处去找些米粮来使健儿们糊口。但他顾得了军队，便顾不了家庭。他在去年十一月，写过一封信给仿吾，说他寄留在长沙诸儿的学资要仿吾由上海供给。仿吾想方设计汇去了一百五十块钱，这是我所目睹的事。但他终竟因为军事多忙，劳死在他乡了。听说他得的是心脏麻痹的急症，仅仅苦闷了两点钟便溘然长逝了。仿吾也没有赶得及和他见面。像他这样不折不扣的国尔忘家、公尔忘私的人，泱泱的中国中，究竟能有几个？然而他竟死了。他死了又有几个人知道他的名字呢！没有人替他在报章杂志上出专号，也没有人替他流一珠眼泪，替他照拂下他五个无父的孤儿。他这五个孤儿当然要归仿吾一人扶持了，而仿吾的责任还不仅这五个。我听说他的二哥也有五个儿子，而他的二哥除抽大烟之外是一事不问的人，这当然也不能不赖仿吾照拂了。仿吾一个人要担养他这十个侄子，啊，这真是不容易的事！他到上海后，我们于衷切之中也聚首了两天。我们一说到他的家庭上来，他总要把十个指头伸出来，连连地说道：“一双手！一双手！”——啊，他这一双手，一双手！但是谁肯替他分得一只去呢？

仿吾回湖南是十一月二十五日，而我在他去后的一礼拜，又来下榻在和他一同下榻过的旅馆。我素来是比他不自由的人，如今他比我更不自由了！惯会生儿子的无产者的悲哀哟！

“仿吾的大哥叫作什么名字呢？”C又问起我来。

我说：“叫成汉，号叫劭吾。他是早期的日本留学。五四运动的那一年，大学没有毕业就回来了。”

我现在这样地把他写在这儿。我不敢保证：他的名字是不也就和写在水上的一样？

在灯下谈了好一阵，虽明知袁家晔、顾绶昌两人是已经毕了业的，但也打了一次电话到第三师范去问，接电话的人竟回答说，不知道他们的下落。哎，相别仅半年，他们又真的往那儿去了呢？

晚饭没在店里用。我们走出街去，我特意选出了一个饭馆，是前回同仿吾和家骅们用过饭的地方。我想起了德国诗人乌兰德（Uhla

d）的一首诗来。诗意是说他在一个渡口过渡的时候，一个人给了两个人的船钱。因为这个渡口是从前他和他的友人过渡过的地方。他的友人死了，但灵魂是还随附着他的，所以一人给了两人的船钱。我在吃饭的时候，想起这首诗来，也很想叫茶房多备几份碗筷，但又觉得过于摹仿了，也就算了。

回到店后，还东鳞西爪地谈了大半夜，以后是睡眠神来下了我的箝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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