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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山中岁月（第2页）

马静芬记忆深刻的这几件事，褚时健早就没有印象了。他脑子里最重要的事情，是怎么活下去。当时，饿死人已经不是稀罕事儿了。中国由“***”转到了***，史称“******”，全国多地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得水肿病的人更不知有多少。褚时俊就是在这样的时刻，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红光农场也不能幸免，1960年，全场职工吃了半年稀饭，很多人得了水肿，大人孩子都处在饥饿状态。

“妻子孩子都来了，我不能让她们饿死。”褚时健时时刻刻提醒着自己。他细细盘算，自己一个月工资22.8元，妻子12元，两个人是34.8元，三个人吃饭，每人每月8元的伙食费，总共24元，还剩下10.8元，要包括其他一切花销，生活起来很紧张。但是一家人能在一起，他觉得自己比别人还是幸运些。他知道，妻子执意从昆明跑过来当山民，是怕他一个人挺不过去。既然来了，他就有责任让妻子孩子过得好点儿。

褚时健的屋子在半山坡，沿小路下山，百米开外就是红河，每天出工都要经过。望着滔滔江水，褚时健常常想起故乡的那条江。

一天，褚时健翻腾自己带下来的破木箱，不知怎的，从一堆破烂中翻出了十多个钓钩，这是当年在玉溪钓鱼时留下的。他如获至宝，连声说：“天无绝人之路，有这个我就不发愁了。”

有钩没有线，他把线衣拆了一件，两口子一起扭线。天黑后，褚时健到江边去下钓钩，第二天天刚亮，他就跑去看看战果，好家伙，钩住了四五条长长的鱼。褚时健对妻子说：“这个买卖好整嘛！拿得来鱼，我们就有了一条出路。”

此后，他差不多天天去钓鱼。晚上下钩，天不亮就取回鱼养在小水沟里，傍晚煮鱼汤喝。他说：“那个时候，人要千很重的活计，只有稀饭充饥，那么多人得水肿病，我们家一个都没有得，想想真要感谢鱼呢。”

农场的“右派”和劳改犯不一样，工作范围划定了，节假曰可以到县城里去走走，买东西，赶集。

褚映群这孩子在苦难中长大，懂事，从不对父母提什么要求，只有元江城里那两毛钱一杯的甜水，是她进城一趟唯一想着的东西。褚时健的预算里，每次都留两毛，这也是他唯一能给女儿的。

有一次到县城，碰上卖三块五一斤的高级糖。所谓高级糖，就是有糖纸包着的奶糖。这在当时的小县城里是个稀罕物，买糖的队伍排了很长。映群再也走不动了，眼睛直直地看着那些糖块。

褚时健告诉女儿：“那个糖有什么好，粘在牙齿上揪都揪不断。”

可映群就是不肯走。两口子商量了半天，一咬牙排上了队。就在队伍里，两人还在犹豫，褚时健对妻子说：“这要喝两毛一次的甜水可以喝多少次呀。”马静芬看看女儿那渴望的眼神，不忍从队伍里出来。最后，两口子下了狠心，给女儿买了一次糖，这是褚映群那些年得到的“最高级的礼物”。

家人：巨大能量的原动力

在劳改农场，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干活儿。当时农场的一千多名“右派”，都幻想能用自己的劳动，换取早日“摘帽”的资格，褚时健也不例外。正是抱着这样的幻想，他一个人干几样工作，顶好几个劳力。

1960年，元江碰上了百年不遇的洪水，从上游林区冲下来的泥沙中，裹挟着许多原木。这些木头最长的有十多米，直径大约三四十厘米。褚时健领着他的组员来到江边，他打算下水捞木头。这时的元江水面比平时宽了十多米，湍急的水流打着漩儿，溅起的波浪都是红色的，水声大得说话都听不见。远远看去，峡谷里的江流就像一条翻腾的红龙。大家伙儿都被暴怒的江流惊呆了。在这种江水里捞木头，这想法实在太疯狂了。

可褚时健太想要这些木头了，副业组烤酒、榨糖、搭工棚都需要木材。他深信自己的水性，他让别人在江边接应，自己一人下到江里。从上午九、十点钟一商到下午，连午饭都没有吃，褚时健拖出了十多根原木，累得头晕眼花。

“一直到下午四点，又饿又累，我已经上岸了。这个时候，一根大木头漂了下来，有十来米长，四五十厘米粗。我告诉我们副业组的两个人，我下去拖出这根就走。我推着木头向江边游，离岸还有20多米的时候，我发现不好了，江水开始打漩儿，我当时全身的力气消耗完了，只有放弃木头了，心想快点儿游出来。”可是这时，褚时健已经被木头带进了漩涡。江边人们的呼喊，他已经听不见了。褚时健说：“人哪，有时候家庭情感会产生巨大的力量，我看着出不来了，脑子里浮现出她们两个。我最过意不去的事情，就是把她们丢在这儿，我死了不要紧，她们今后日子怎么过？一想到这个，我突然有力量了，水流刚把我冲到一块岩石上，我一把抓住了石头，水头就折过去了。如果没有这一秒的灵光一现，我肯定出不来了。”

半个小时后，褚时健才摇摇晃晃地从滩上爬了起来。这一幕，他没有告诉自己的妻子。他说：“我这一生，好几次遇着要死的坎儿，最后关头，还是对家人的牵挂让我选择了生。”

有些人喜欢承诺，因为有人看重承诺。马静芬说：“我从来没有从他那里得到过任何承诺，但我清楚，这个男人是个可靠的人。同样，我也没有给过他什么承诺，我们那个时候的人，不靠这个，就凭相互的信任，托付一生。”

2013年10月19日，褚时健回忆起那些年月，说：“我们那个地方环境苦，但景色很美，最困难的三年，就靠我下河钓鱼，靠全家人上山采野菜、挖竹笋，一直坚持到1961年。按人家的说法，这是叫花子养鹦哥——苦中作乐。后来，我们全家到电影院观看电影《天云山传奇》，那晚，全家人都哭了。”

畜牧场副场长：饿肚子的高山牧马人

1961年，褚时健终于等到了“摘帽”的消息。这一年，全国的几十万“右派”中，已有十多万人先后摘了“帽”。

虽然对自己怎么当上的“右派”心存疑问，但褚时健仍然渴望着“摘帽”的这一天。可当这一天到来时，他发现，生活从1958年12月拐了弯之后，再也不可能回到原来的轨道。这是一条单行道，没有回程车。

不过，他的境况还是有了些变化，他被任命为新平县畜牧场副场长。

褚时健一家离开了红光农场，走进了磨盘山中。

磨盘山因山顶平坦，形似磨盘而得名。那是杜鹃花开满山间的时候。火树杜鹃顶着一团团花朵，远观如簇簇燃烧的火把。山顶风大，草场上遍布鹅蕾和淡蓝的色彩，整个山谷美不胜收。当年，褚时健和老伴就在这里当牧马人。

现在，如果从新平县到磨盘山，路上可以看到醒目的标牌：磨盘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可当年褚时健举家搬迁时，这里人迹罕至，偌大的高山草场，只有畜牧场一个单位。

畜牧场有七十多名员工，养着几百只高加索绵羊，还有荷兰奶牛和二十多匹高加索马。别看草场面积大，但地势高峻，风势凛冽，牧草谈不上丰茂。县里每年给牧场分配40万斤草料，远不够牛羊吃饱。褚时健说：“那个时候，人没粮食，饿得瘦条条的，牛羊吃不饱，不起膘，和人一样，没有一点儿多余的脂肪。”他迫切地想改变畜牧场的现状，把周围的沟沟坎坎、大小山头都跑遍了，也没想出好办法。他不明白，条件不具备，凭什么要引进这些遥远地方来的牲畜？

畜牧场几十号人，在如此空茫的山中，几近于无踪无迹。风干物燥，磨盘山年年山火不断，山上大大小小的野生动物也对农场的牛羊形成了威胁。上级给牧场配发了枪支，褚时健扛上枪，巡山成了他的主要工作。

马静芬终于回到了本行，在山村小学当上了教师。这个热爱大自然、钟情花花革草的女人，在生活的重压下，已经丧失了爱美的能力，当年的浪漫情怀被一点点从心中挤出，剩下的只有“活着”，一家人在一起平安地活着。1992年，她担任云南省插花协会会长，一件取名为《欢乐的火把节》的插花作品获得了全国大奖，那是用云南山地满山遍野的火把果为主材设计的。从这件作品中，可以看出磨盘山留在她心中的痕迹。

转战堵岭农场：又一个“烂尾工程”

果然不出褚时健所料，没过多久，这个畜牧场垮了，褚时健一家搬到了新平堵岭农场。这是一个移民农场，安置着当年从玉溪迁来的两千多口人。褚时健到的时候，农场走得只剩下四百多人。又是一个“烂尾工程”，褚时健感慨：“当时的政策越来越不讲理了。这些项目为什么搞，能不能搞下去，怎么从来没有人认真想过？”

其实，比乱上项目更可怕的，是这些项目所涉及的人，项目可以一纸命令撤销，人呢？

大时代涌起过多少大风潮，普通人的命运就这么被安排、被遗忘……

农场只能种苞谷，收的赶不上吃的，所谓“******”已经过去，可农场职工仍在闹饥荒，肚子里没有油水，大人孩子走路都发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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