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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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辑（第5页）

端木一生逆境比顺境多，但对新时期以来难逢的机遇悟得早，把得牢，在贤内助支持下，短短数年完成了本需大半生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为我辈做了光辉示范。

只要中国有文学，小说有读者，端木蕻良这名字是不会被忘却的！

安息吧。兄长！

端木书房

近日见解放日报发表舒乙兄文章，谈庆祝回归5周年，“中国现代文学馆”香港举办展览。展出三个书房的佳话。“文学馆”是由巴金先生发起并捐赠自己的稿费启动，经***同志批准，政府资助承建的。收藏大量珍贵资料。“作家书房”就是一项。展览举办时我恰在香港。碰巧这三间书房原址我都曾到访过。就回忆起一些往事。

且说端木的这间。1949年冬，端木刚由香港到北京时住在***招待所。1950年春北京市文联成立，端木被任命为创作部长，搬进“霞公府5号”北京文联。这个日式楼房是沦陷时期日商“清水组”的公司。三层以下是办公室，四层是宿舍。东西一条通道，两侧对列房间，房间都一般大，不到lo平方米。我和后来任全国文联副**的罗杨两人住一间，两床之间刚能走过一人，没地方放桌子。端木是名家兼部长，独居一室，就有书桌和座椅。靠墙还有固定的书架。那桌椅的摆法。和今天展出的相似。但要拥挤杂乱得多。桌椅之外，地上还摆了个旧货摊上买的瓷缸，缸中泡着棵半枯的树枝。他说这是“水柳”，叶子长满后很好看。只可惜从没见它长满过叶子。墙上还挂着他自己写的字幅（当时他在练写篆书），和旧货摊收来的画，有次他把旧画取下换上一幅朋友画的“红牡丹”。上边有端木自己题的款，说“洛阳有名花黑牡丹。美得举世无双……”（大意，原文已忘）。我看后坦直地说：“我看这画不如你原来挂的旧画好，你郑重挂上，是为了尊重作者吧？”他说：“人家特意画了送我。我当然要郑重挂上。”我说：“既是朋友就该实话实说，你这题词夸得过分点了吧？”他笑笑说：“你没看懂。再瞧瞧，我夸奖的黑牡丹呀，他画的是红牡丹……”

屋子小无法待客。来访的人也不多。惟一常来找他的就是吴祖光。那时端木单身，祖光也是独行侠。他有空就骑辆从香港带回来、被北京人视为高档品的风头自行车来找端木，一聊就是半天，我就是在端木屋里认识的祖光，后来同时当了右派，重新出土后，我的小说《那五》发表后，祖光头一个写文章给我鼓劲，此乃后话。

端木在这间书房中写过几篇作品，很少被人谈到。其实这几篇东西反映了建国初期端木的创作心态。他从香港回来满腔热情要写作，但以当时的文坛气候，他感到写他熟悉题材却与现实不搭界，写工农兵又缺乏生活。于是他就放弃小说，与文联的编辑，多尔衮王爷嫡系后人金寄水合写了京剧本“戚继光斩子”，为解放台湾鼓劲；接着又配合宣传“婚姻法”，把赵树理小说“罗汉钱”改编成了评剧本。另外，他还边读边写，写下了厚厚一本“红楼梦札记”。其文并未发表。但在“批判红楼梦研究”学习时，他曾以此为据写一两篇评论。他后来写“曹雪芹”，我相信这材料起了不小作用。

20世纪50年代中，北京文联搬家到北京西城六部口，端木的房子大了点，但桌椅笔砚还是原套，书房格局保持原状，仍同样的乱。不久我成为右派离开北京。“*****”期间，我趁回京探亲机会，混在看大字报的“革命群众”中溜进文联楼内打探熟人消息。刚进门就看到一个戴着白袖标的驼背老人弯着身子扫楼道。人来人往从他身边走过，他既不抬头也无反应。一看正是端木。便走近他身边，故意轻轻咳了一声。他歪着头轻轻扫了我一眼。先是一愣，和我对视了有两秒钟，马上又低下头继续扫地，脸对着地面自语般小声说：“还不快走，叫人发现想走就走不了啦！”然后头也不回匆匆走到楼后去了。我带着一心酸楚离开，一走又是10年。70年代末作为“出土文物”又回到北京文坛，和林斤澜一起去看他。这时他老夫妻还挤在“虎坊桥”一间小屋中。所有的书籍，稿件都像垃圾样堆在过道。像是难民营模样。又过数年，***领导拨乱反正，取得了很大成绩，中国文化界这才起死回生，开始欣欣向荣。北京文联建成了和平门里这套高级住宅。端木搬进新屋，又有了书房。但经过数十年变迁，端木书房竟并没变其基本格局。最根本的变化是有了太太打扫收拾，不再杂乱而整洁舒适，如现在展出的这样，像个名家书房了。

90年代作协召开代表大会，香港曾敏之、刘以鬯、潘耀明等作家来京，我带路去看望端木，大家就在这书房里喝茶聊天的。那天端木刚刚拔了牙，指着自己的嘴说：“几年没见。看看，我已成了‘无齿（耻）之徒’了”。那竟成了最后一次见面。

在香港图书馆看到他这间“书房”，真是百感交集。

草明同志——文学红色娘子军

去香港探亲回来，知道草明同志西归，默默悼念良久。往事涌上心头。

解放初期，我因只熟悉战争生活，不了解和平建设，写作上有危机感，便努力找反映工业建设的文学作品补课，找来的头一本书就是描写镜泊湖水电站的小说《原动力》。从这本书上初次看到工业战线复杂斗争和产业工人的光辉形象。因为对作者极为敬佩，记住了作家草明这个名字。

1951年我参加“赴朝慰问团文艺创作组”，到大连去写作反映抗美援朝的作品。来自各地的创作人员先到沈阳集中，再一起去大连。林斤澜、路翎和我几个年轻人随组长田汉、支书田间和安娥、黄药眠等老作家到了沈阳，一下火车就见到一大群当地领导人挥手迎接。我们知道人家是来迎接田汉先生的，就悄悄的往后捎，跟老作家们拉开距离站住。看前边的人寒暄问候一阵开始往外走时我们再跟着走，忽然从前边朝我们走来一位女同志，个子不高，笑容满面，用带有广东腔的话问：“路翎同志呢？哪位是路翎？”路翎马上向前走了一步，笑着伸出手说：“我是路翎”。那位女同志握着他手说：“我是草明。”我听了一惊，没想到这位朴素的大姐就是《原动力》的作者。她和路翎寒暄后就走到我们面前来，我报名说：“我叫邓友梅。”她笑道：“小鬼嘛！你批评武训传的文章，可老气横秋的……”

在沈阳她先做主人招待我们，然后也参加了我们创作组一道去大连写作。并且担任了临时支部的委员。但她不是一个人来的，还带来一个10多岁既活泼又腼腆的小姑娘。我们问她叫什么？她小声说叫“娜佳”，我觉得是个苏联式的名字。休息时大家就逗小姑娘玩，她的出现给我们组增加了快乐气氛。但草明带着孩子，显然她比我们要辛苦得多。背后大家都为她的拼搏精神感动。

从这时起，开始了我和草明同志半个世纪的交往。1962年她在鞍钢挂职，我以摘帽右派的身份调到了鞍山，她特地约我到她家相会，去之前她还特意收拾了一下房间，把她收藏的各种贝壳摆出来供我欣赏。谈话中她关切地指出我要注意的问题又给了我不少鼓励。过了两年她调到北京文联工作了，她听说我来北京探亲，又特意找来北京人艺《茶馆》的戏票请我和陈淼看戏。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后，我也调回北京文联工作，头一天去报到就碰见了她，她说：“《我们的军长》、《话说陶然亭》我都看了，姜还是老的辣哟。”我说“再老也老不过您去吧？”她哈哈大笑，然后真诚的说：“你总算熬到出头之日了，以后别的事少管，好好写点东西吧。”80年代中，我们又先后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家也搬到了一个楼上，成了邻居。常见到有一位中年女士全身心陪伴她，照顾草明工作，使她毫无顾虑的全心投入工作。过了好久，有次和这女士闲谈起来，才知道就是50年前和我们一道在大连玩耍的那个小姑娘。名字叫“纳嘉”，不是“娜佳”，纯粹中国名字。

半个世纪相处，我对草明同志的印象一言可蔽之：这是位文化界的“红色娘子军”。

她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在文学创作中。而且是绝对严格地依照毛**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精神，长期地五条件地深入到火热斗争中去。长期任职在工业建设第一线，熟悉劳动人民和革命干部，热情表现他们的业绩和人格，表现她们的生活和感情。《原动力》、《火车头》、《乘风破浪》……这些真正来自生活第一线的文学作品，一部接一部出台，几乎与现实生活中的工业发展同步前进。只看名字就可意会到中国工业的阶段性。直到晚年，她焦虑的仍是写作。去年作协领导听说她身体欠佳，前来探望，坐了好久，她反复只说一句话：“我现在写东西有困难，我难过……”

草明同志出身于工人，又是老党员，她对党和劳动人民有着深厚感情。她从鞍山调北京时，全国经济刚脱离“三年困难时期”，她的生活也很艰苦。可是她在动身之前，把半生积下的几千元稿费全部从银行取出交了党费。我和她一起访问日本时，有次在京都，我们去瞻仰周总理诗碑。从平城京乘木船，由船夫手划木桨，沿保津川顺流而下，这一路山南水深，石多浪急，十分惊险，船夫们的拼搏精神令人起敬。下船后文友们互相结伴拍照。草明却坦率地向主人提出个要求：“我想跟船夫一块拍个照，我最喜欢劳动人民。”船夫听了异常感动，马上登岸来和她握手拍照……

我听到草明同志去世消息后，第一个想起她的往事恰就是这件事。由此才回忆起对她的整个印象。草明同志走了，也因为这件事，更使我感到草明的作品和作风，带有走过艰苦革命历程、直接受到毛**政治、文艺理论教育和影响的一代文人的共性特征。这是为中国革命、为中国革命文学做出不可替代成就的一代文人。

漫忆汪曾祺

曾祺西归，报刊约我写悼念文章我婉拒了。心中乱糟糟的，几句悼文能表达多少哀思？安定下来后，再冷静记述回忆更好些。曾祺人缘好，朋友们写的悼念文章各报刊都能见到。并不缺我这一份儿。

汪曾祺和林斤澜是建国后我结识得最早的朋友。说这个没有自吹之意。他二位成仙得道，我望尘莫及，是后来的事。47年前还处在大哥二哥相差不多的阶段。曾祺虽已出过小说集，是沈从文先生入室弟子，但这没给他戴上光环，倒还挂点阴影，被认为曾是另一条道上跑的车；斤澜在台湾是地下党员，蹲过国民党军事监狱，九死一生跑回来后只着迷写剧本，写的不少却一部都没上演过（至今也没听说有人上演），相比之下当时处境最顺的倒是我。小八路出身，写工农兵，在“批判武训传”等“战斗”中表现得既“左”又“粗”。文章虽写得平平却被认为“党性较强”。我与曾祺、斤澜感情密切，好心的同志还提醒：“交朋友要慎重，不要受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

他俩没嫌我“左”得讨厌，我也没觉得他们“右”得可怕，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我对这二人细品起来还有区别。跟斤澜是北京人艺的同事、又是我把他拉进北京文联。完全平起平坐。我喝他的酒，他抽我的烟，谁也不等对方招呼。只是我喝酒有啥喝啥，不挑不捡。他要烟却目标分明。给次的他不要，指着我的口袋喊：“凤凰，凤凰，你有好烟在兜里揣着呢！”。我只好把藏着的好烟拿出来共享。对曾祺我当兄长对待。写文章虚心地听他批评；读书诚恳地请他指导，连喝酒都照搬他的喝法。曾祺家住东单三条，文联在霞公府，上下班经过王府井。路边有个小酒铺卖羊尾巴油炒麻豆腐。他下班路上常拐进去“吃一盘麻豆腐”，他约我去，由他付钱，麻豆腐之外每人还要二两酒。他并不劝酒，只是指着麻豆腐对我说：“光吃麻豆腐太膩，要润润喉。”说完就抿口酒。我亦步亦趋，吃一口麻豆腐润一下喉，没多久酒量就上了新台阶！

讣告上说曾祺“终年77岁”，可我怎么也不相信，那时他才交“而立之年”。中国人提倡“老要张狂，少要稳当”，汪曾祺算个典型。若只见过他古稀之后的“张狂”相，绝想不出他年轻时稳当样儿！他30岁时的扮相是：清瘦脸上常带稀疏络腮胡楂，背微驼腰略弯胸脯内含，穿一件蓝春绸面出凤滩羊皮长袍，纽绊从未扣齐；脚上是港造上等皮鞋，好久未曾擦油；左手夹着根香烟，右手里端着一杯热茶。说话总是商量的语气，没见他大喊大叫过。有次文联内部开会，某领导人观察了他一会，发言时增加了点新内容。他说：“现在是新中国了么，我们文化干部也讲究点扮相么。要整洁，要充满朝气，别弄得暮气沉沉好不好……”他担当的角色。也没法不暮气。他是老舍、赵树理手下的大管事。在《说说唱唱》编辑部负责日常工作。《说说唱唱》本是“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专门团结、联系北京城的闲散文人卖稿为生的作者（跟现在的专业作家不是一个意思），如社会言情小说作家张恨水，陈慎言，武侠技击作者还珠楼主，原《红玫瑰画报》主编陶君起，大清国九王多尔衮的王位继承人、专栏作者金寄水，参加这里工作的还有来自解放区的革命艺人王尊三、大学教授吴晓铃、既会演话剧还会写单弦的新文艺工作者杜彭等。各有各的绝活，哪位也不是省油的灯。汪曾祺却应付自如，开展工作结交朋友两不误。这些人之间有时还闹别扭，却没听过谁跟曾祺有过节儿。这就靠了他的“稳当”作风。汪曾祺办事处人，不靠作派，不使技巧，不玩花活，就凭一副真面孑L，一个真性情。对谁都谦虚有礼，朴素实在。真谈起问题来，你才发现此人学问有真知灼见，写作有独到之功，使你敬而不生畏。爱而不生烦。

汪曾祺最令我服气并为之不平的，是他为公忘私，个人利益服从工作需要的作风。他：是上过旧大学的知识分子，是曾有过小名气的作家。按理（政治课上学来的革命道理）他得满脑袋个人主义，缺乏革命精神。因此他申请入党时支部曾责成我与他保持联系，进行“帮助”。结果我发现他的政治觉悟比我还强，个人主义不说比我少也要比我隐蔽点。我正在写作上冲刺，为了保护写作时间，凡对我创作有影响的事我一律推开。汪曾祺第二本小说集“邂逅集”1948年出版，曾引起文坛轰动。轰动声中来到北平，转过年就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1950年奉命再回到北京，从此当起了编辑。大家查查他的作品集就明白，从参加革命起到他定为右派止，没有再写过一篇小说。他全部精力都奉献给编辑工作了。那时期《说说唱唱》和《民间文学》的原稿上。每一篇都能看到他的劳动痕迹。他从不为自己失去写作时间叫苦，更不肯把编辑工作付出的辛劳外传。有的作者出名多年，仍不知自己出道与汪曾祺有关。

《说说唱唱》设在一幢日本式小楼里。日本式房子有大壁橱，专放废稿。来稿每天以百件计，可用量不到百分之一，壁橱里废稿如一座小山。想从这里发现可用之稿，也就如深山探宝。新收到的来稿还处理不完，也没谁花功夫到那里钻探。可汪曾祺竟从这里沙里淘金般淘出篇名著来。他为什么和怎么去那里开矿的，我已忘记。只记得那篇稿子涂抹很乱，满纸错别字外加自造怪字如天书一般。任何编辑初读此稿，都会望而生畏，读不完三两页就照理扔进退稿堆。可汪曾祺以超常的毅力读完了后，认为思想，艺术都大有新意！是篇不可多得的佳作！花工夫改了些勉强能辨认的错别字，把它呈到了主编赵树理面前。树理看着拍案叫绝，索性亲手又改写了几段。润色了几处。这才拿到《说说唱唱》发表，结果一鸣惊人，中国从此有了篇小说名著《活人塘》，升起颗写作明星陈登科，却不知汪曾祺于此有功。登科是我老同学，我对他的创作成就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对他“欲与仓颉试比高”的雄心壮志却不敢恭维。举例来说，他那原稿中写了好几个“马”字，下边都少四个点（即简化字那一横），前言后语的情节也都跟“马”不相干，汪曾棋面对这字抽了半合烟，最后也没认出来。幸遇高人康濯，猜着念“趴”。理由是“马看不见四条腿，那不是趴下了吗？”为慎重特别去信问陈登科，他回信证明就是念“趴”，并为编辑能认出他创造的字而欣慰！整篇中汪曾祺碰上的这类难题有多少？他从来没跟人谈过。

当然汪曾祺办的事，也不都令人服气。部队里出了个能人祁建华，发明“速成识字法”，为扫盲工作创造极大成绩。汪曾祺要找人写“通讯”（那时还不兴叫“报告文学”）供“说说唱唱”发表。他不便指挥别人，就叫我随他和姚锦一块去采访。我问由谁执笔写？他说采访完再商量。采访完他和姚锦像商量好似的说：“三人你最小，当然由你干，你交个初稿，我们俩修改，算集体创作。”我当天开了点夜车，第二天一早就交出初稿供他们修改。等刊物出版后我一看，文章一字未改不说，却署了个颇为奇怪的名字：“锦直。”我问汪曾祺：“这名谁起的？锦直是什么意思？”汪曾祺说：“姚锦起的，锦直就是姚锦的侄子！”我说：“她这么写你也不改改？”姚锦又抢着说：“他改了，原来我写的是汪锦侄，是汪曾祺、姚锦两人侄子之意。他把汪字删去了……”我这才知道上了这大当。

那时没人认为汪曾祺懂京戏，连他自己也不这样认为。北京文联有人专管戏曲改革。副**中有一位就叫梅兰芳。而且文化局与文联合署办公，戏改科就在编辑部楼下，哪个团要演新戏，都要请他们去指导、审查。文化局和文联的业务干部，差不多都有一个“审查证”，什么时候要看戏，进剧场通行无阻。我们那个办公楼里几乎人人会唱戏。连通讯员都能扎上大靠上台唱《界牌关》，可就没人听说汪曾祺也懂京剧。

曾祺看戏倒是有水平的，有些见解不是那些里手们所能提出。我和他看《伐子都》，他看完议论：“很有点儿希腊悲剧的韵味！子都人格分裂，被良心自责和内心恐惧折磨得发疯，白日见鬼，好，想像力丰富，编得有深度，演得有魅力，这种大写意的表演法是中国传统戏剧艺术的优势！”看裘盛戎的姚期，前半部对剧本的编排结构，对裘的唱功作功，他赞不绝口。演到姚期父子绑上法场，他击节叫好说：“真是大手笔，好一出大悲剧。”但演到马五回朝搬兵，砸了金殿，逼着皇上赦免姚氏父子，并带姚刚到前线杀敌立功，他像气球泄了气，连连摇头。全场观众都出口长气露出笑容时，曾祺却遗憾地再三叹气说：“完了，完了，挺好一出大悲剧，叫这么个轻佻的结尾毁了！”

比起看戏来，曾祺更爱读书。有一阵曾祺读《儒林外史》挺入迷，看稿累了就跟我们聊几句《儒林外史》令他佩服的篇章。他认为最精彩的部分是对范进老丈人的描写。平时他对范进举手就打，张口就骂，范进中举后高兴得发了疯。要靠他打范进嘴巴来治病了，他手举起来却哆嗦得打不下去了！这看起来滑稽可笑，细一思忖却让人心跳。中国人有这种心态的岂止只有屠夫？

可谁也没想到在这阵闲谈之后，有天他拿来部钉成本的稿件，带点恶作剧的神情对大家说：“闲着没事我写着玩，弄了个这个。你们谁想看看连解闷？”看到题目是《京剧剧本·范进中举》，屋里人都嗯了一声，好像说：“就凭你这洋派、沈派、现代派的小说作者，也会写京剧？”

几个朋友先后都看了，得出的意见几乎一致。人人钦佩，没有谁说写得不好。有的说：“寓意深刻，很有文采！”有的说：“遣词用语玲珑剔透！可算得高雅游戏之作。”可也没有一个人说适合上演，在舞台上会红！

这剧本就搁在那儿了。剧本是1952年，或1953年春天写的。那时他和我都还在北京文联工作。此后我进“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他调到“民间文艺研究会”，都离开了北京市文联。

1956午我从文学讲习所毕业，响应伟大领袖“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要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号召，到建筑公司作了基层干部。有天忽然接到曾祺电话：“喂。范进中举由奚啸伯排出来了，星期天在庆乐彩排，你瞧瞧去好不好？”

老实讲连这剧本的事我都忘了，能看看彩排当然好。不光我去了，还带了公司一位曾在剧团拉过胡琴的朋友和一位宣传部同事，一清早就去了大栅栏。

看彩排的人不多，主要是文化局戏改科同志和文联同事。大多数是内行。

奚啸伯先生是票友出身，颇有文人气质，是梨园界少数几个懂书法会写字的人之一，演范进中举怕是再难找到比他合适的人了。不过奚先生嗓子有个特点，音色好音量较弱。他又是票友出身，虽然身上不错，但纤巧而欠夸张，因此这出戏听起来有味而不叫远，看起来有趣欠火暴。这一来就突出了这剧本适宜读而未必适于演的特点。所以戏看完，朋友们都觉得词雅意深，但未必会得到普通观众接受。但戏改科的同志对此还是十分支持的。他们跟我说：“曾祺头一次写戏，能达到这水平就不错了。他以后要能接着再写，准会越写越好。”

我深知他是一时高兴，不会拿写剧本当正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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