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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国桢同志篇传记与自述（第3页）

1943年4月11日下午，盛世才派兵闯进八户梁大院，把乔国桢等用绳子捆绑起来，推入用帆布遮盖的汽车，关进疆域第一监狱。由于与敌人搏斗再加上遇到冷空气刺激，乔国桢的肺病犯了，大口大口吐血。在难友的要求下，行李被送来了，有了铺盖，略为暖和一些。

入狱第二天，乔国桢和杨南桂、李握如三人成立了党小组，李握如任党小组长;大家商定了监狱斗争四条原则:“坚持党性，遵守立场，保养身体，努力学习。”

乔国桢为了不使他的肺病传染给其他难友，再三要求狱方将他“隔离关押”。他对同志们说:“我的病重，又是传染病。你们都年轻，不能传染给你们。”狱方遂将他转押到第四监狱，后又关在养病室，其名曰:“养病室”，实际是摧残室。四五个病号关在一起，没有医生，没有药品，唯一的好处，是可以利用病号进出比较方便的机会，与一、二、四、五监和女监联络。为此，监狱党组织决定以养病室为联络中心，指挥监狱斗争。

乔国桢坚决支持同志们进行的“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的斗争，并做了不少秘密工作。根据多年监狱斗争经验，秘密写了万余字的监狱斗争意见稿，经养病室的同志阅改后，用不同的方式转递给当时可能转达到的同志，使同志们了解监狱秘密斗争和公开斗争的原则、策略和方法。他还经常对难友们说:“时间是宝贵的，我只要活着，就应当学习、战斗。”①他还注意搜集重要新闻，将报纸资料剪集下来，秘密传到别的牢房，使同志们得知国内外大事，以鼓舞斗志。

1945年春，乔国桢除肺病外又患了肠胃病，食欲大减，身瘦如柴，终日咳嗽不止，说一句话都得换几口气。他对难友李宗林说:“我一生的光阴多半是在监牢里折磨过去了。在牢里一次绝食斗争后，得了肺病，现在，在牢里又将因肺病而死。我只希望早一点死，少受一点罪。我反省一生，对党对事业无愧于心。然而我恨监牢和疾病剥夺了我太多的时间，使我对党不能尽什么力量!”②

根据组织安排，李握如住进养病室，照顾乔国桢，此时，他吃饭靠人喂，大小便不能自理，已奄奄一息了。三个月后，狱方强迫李握如离开养病室，乔国桢深情地对李握如说:“我不行了，监狱生活这么长，请转告同志们:一定要坚持斗争，胜利回延安。”

李握如回到牢房，向监狱党组织汇报乔国桢的病情。难友刘护平听后，坚决要去照顾乔国桢。党组织同意后，刘护平装病装傻闹了几天，敌人只好把他送进养病室。

①《活着就应该战斗》，1983年9月27日《疆域日报》。

②李宗林:《我们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1946年8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

刘护平走进养病室，看到乔国桢蓬头散发，眼珠凸出，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高烧39度，满屋是屎尿的惨状，禁不住大哭了一场。接着，他将房间打扫干净，用大家捐赠的钱买了牛奶、鸡蛋，每星期还买一个羊头，给他增加营养，为乔国桢补养身体。乔国桢说:“大家那样苦，我特殊吃好的，心里难受吃不下去了。”去世前一个月，他知道同志们变卖仅有物品，为他购买营养品，坚决拒绝吃。因此，体力减弱，病情恶化，并发高烧。

病重期间，乔国桢给监狱党组织负责人张子意、马明方写了一封信:“我在病中正深刻反省，一生中虽无愧于党和人民，但大部分时间，消磨于反动派狱中，不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深为遗憾。唯望牢内全体同志必须团结一致，坚持对敌斗争。”①谁知，这封信竟成了他的遗言。

病重期间，他让郭春则把床下的箱子打开，拿出一块手表和六张纸片，他说这只手表交给同志们。这六张画画着小鸡、小狗等。上面写着:“送给亲爱的爸爸!”“问爸爸好!”这是上小学二三年级的女儿———乔沙写的。他指着纸片说:“我还有两个孩子，这是我的孩子送给我的。把这交给组织，让组织照顾他们，让他们走我们这条路。”

1945年五六月，陕西发生了“淳化事件”。6月26日，原保安团团长起义，攻进淳化县城，并率部进入陕甘宁边区。国民党借口进攻陕甘宁边区，引发爷台山保卫战。监狱借机接二连三

①摘自1946年8月6日《解放日报》刊登的《追悼疆域死难烈士》。据统计;乔国桢被捕七次，坐牢时间五十四个月零二天，软禁六个月零二十八天，合计为六十一个月，按每月三十天计算，即被关押五年零一个月，或坐牢五年多。按李锦春同志说法坐牢八年即八个年头。

地把到养病室照顾乔国桢的同志驱逐出养病室。乔国桢的病情加重，日益体瘦，呼吸越来越困难。

1945年7月31日，在敌人的残酷迫害和肺病折磨下，中国共产党的优党员、共产主义战士乔国桢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时年38岁。

经过难友反复交涉，监狱允许在养病室，由各牢房派代表为乔国桢召开简短的追悼会。同志们佩戴红布条表示哀悼。同志们唱着林基路创作的《囚徒歌》:豆萁相煎，便宜了民族的仇敌。无穷的罪恶，终叫种恶果者自食!

……

洒我们的鲜血，染成红旗万载飘扬。

这歌声表达难友们、同志们对乔国桢的哀思和奋斗到底的决心。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怀下，国民党西北行辕主任兼疆域主席张治中一上任，就落实周恩来的嘱托，释放政治犯。在疆域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获释放，并派专人专车，于1946年7月11日将120余名中共人员护送到陕甘宁边区。

1946年8月5日，疆域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在延安中央党校举行。主祭人马明方、安子文，陪祭人陈因素、张一平、王佑、谢良才、严振刚。白阿金宣读祭文，张东岳报告九烈士乔国桢、林基路、祁延沛、陈振亚、吴茂林、彭仁发、汪德祥、谢奇光、柯永学的生前事迹。张子意、朱旦华分别致悼词。8月6日《解放日报》刊登马明方、张子意为疆域死难烈士的题词“事业永存，精神不死!”和李宗林的悼念乔国桢的文章。

1956年7月1日，疆域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将乔国桢的遗骨和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吴茂林的遗骨安葬在乌鲁木齐烈士陵园。

1956年7月25日，在乌鲁木齐市南郊革命烈士陵园隆重举行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乔国桢、吴茂林五位烈士陵墓落成典礼大会，参加大会各界代表3000多人。革命烈士移葬委员会主任、中共疆域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王恩茂讲了话，报告革命烈士们的生平事迹，高度评价烈士们的革命业绩和高尚品德，要求继承先烈遗志，把祖国建设好。“文化大革命”中，乔国桢的墓碑被炸毁。1980年10月重建。

1952年，陕西省人民政府决定将佳县图书馆命名为“国桢图书馆”。1986年2月，彭真同志为佳县“国桢图书馆”题写了馆名。

附: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1938年3月24日乔国桢给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报告，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2.《乔国桢烈士革命事略》，存陕西省档案馆。

3.赵通儒:《乔国桢烈士略传》，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4.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大革命时期的陕西地区农民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1985年11月，中共陕西省委党史委编印的《渭华起义》。

5.天津市委党史办公室:《共产党人在天津监狱中战斗生活纪实》，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

6.熊怀庆:《天地有正气》，燕京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

7.方志纯:《回忆疆域监狱的斗争》，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第1版。

8.薄一波、杨献珍、胡锡奎、张明远、李握如、蔡子伟、高克林、刘护平、周铁忠、李锦春、肖德印、李宗林，孙振武、杜松寿、赵和民、邢予洪等的回忆文章和赵通儒、高长直、杨文福、蒙仲穆、郭立三、李宏儒、尚贤、何求安的回忆材料。

9.访问钟师统、周铁忠、赵和民、蔡子伟、高长直、米暂沉、王芾南、庞志杰，陈云樵、高登榜、乔克功、乔沙、乔石和白家驹亲属等的记录。

写作中还得到李运昌、张友渔、高克林、张达志、吴成方、孙振武、陈熙、张汉武、彭德等的关怀和指导;得到天津市委党史办公室，榆林地委，佳县、三原、华县县委党史办公室、湖南省南县党史研究室、疆域维吾尔自治区烈士传编委会、乌鲁木齐革命烈士陵园等单位和郭洛夫、张守宪、孙启蒙、贾自新、高中哲、刘杰诚、王少民、张培林、李世勋、杜根成、乔沙、乔石等大力支持和帮助。

（原载1988年4月陕西人民出版社第1版《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7卷，编入本书时，作者对史料有较多补充、核实，编者对文字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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