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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5章 僧格林沁 清朝最后的骑士与国之柱石（第1页）

一、入继郡王

僧格林沁的人生转折点发生在少年时期，当时他还是一个来自科尔沁左翼后旗的普通四等台吉家庭的孩子。由于家境贫寒，僧格林沁在幼年时甚至有过为富人放牧的经历。然而，命运的转折点很快就到来。根据《蒙古世系》记载，僧格林沁是成吉思汗二弟拙赤合撒儿的二十六代孙，这个身份让他在后来的继承过程中占据了有利地位。

嘉庆十六年六月五日（1811年7月24日），僧格林沁出生在科尔沁左翼后旗的一个并不显赫的家庭中。为了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他在十二岁时被送到了昌图老城文昌宫读书，这表明即便是在艰苦的条件下，他的父母仍然重视他的教育。

僧格林沁的族父索特纳木多布济是科尔沁左翼后旗的第十代扎萨克多罗郡王，他娶的是嘉庆帝的第三女庄敬和硕公主。然而，这对夫妻未能生育子女，索特纳木多布济面临无后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当时的惯例，需要在族中挑选一位合适的继承人来延续爵位和血脉。

道光五年（1825年），索特纳木多布济去世。在此之后不久，道光帝亲自过问并参与了继承人的选择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年仅十四岁的僧格林沁因其出众的仪表和良好的教养而脱颖而出，被选中作为继承人，成为索特纳木多布济的嗣子。同年十月二十五日，僧格林沁正式承袭了扎萨克多罗郡王的爵位，成为了科尔沁第十一代扎萨克多罗郡王。这一事件彻底改变了僧格林沁的命运，使他从一个普通的牧童跃升为贵族阶层的一员。

继承爵位后不久，僧格林沁便得到了朝廷的青睐，被安排在御前行走，这是一个非常显赫的位置，意味着他可以经常接近皇帝，这无疑为他未来的仕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仅如此，他还被赏赐了三眼花翎，这是一种极高的荣誉，通常只有那些立下重大功勋的官员才会得到这样的奖励。

二、最被恩眷

僧格林沁在成为扎萨克多罗郡王之后，迅速获得了清廷的信任与重用，他的官职与荣誉如同火箭般上升。道光六年（1826年），他获赏使用紫缰，这是一种特殊的荣誉，意味着他可以在觐见皇帝时使用紫色缰绳，这是对高级官员的一种特别礼遇。

道光八年（1828年），盛京将军爱新觉罗·奕颢向朝廷汇报了一件涉及僧格林沁领地的重大事件——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旗界内，有大量无业贫民私自开垦荒地。这件事情涉及到蒙古族与汉族之间的土地使用权问题。经过调查，最终确认共有约一千四百余户无业贫民在此地耕种。考虑到如果强行驱逐这些贫民可能会导致社会动荡，最终朝廷决定允许他们继续留在那里耕作。僧格林沁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体现了他对民生的关注以及在处理敏感事务上的成熟态度，这标志着他在政治上的逐步成长。

随着僧格林沁在朝中的地位不断上升，道光九年（1829年），他获得了穿黄马褂的殊荣，这表明他已经成为皇帝身边的重要人物。随后几年，他接连担任了多个重要职务，包括火器营管理、御前大臣学习行走、御前大臣、管理上虞备用处、善扑营、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正蓝旗蒙古都统、后扈大臣等职位。特别是在道光十四年（1834年），他被任命为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并暂时接管正白旗蒙古都统之职，此时的僧格林沁年仅二十三岁，却已成为正一品的大臣，跻身清廷高层。

接下来的几年里，僧格林沁继续担任了一系列要职，包括镶红旗蒙古都统、总

谙

达、总理行营大臣、阅兵大臣、镶白旗满洲都统等。道光十六年（1836年），他改授镶白旗满洲都统，并在次年获赏使用黄缰。这些职务不仅显示了他在军事方面的才能，也表明了他在行政管理上的能力。

到了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僧格林沁成为正黄旗满洲都统。在此期间，他敢于揭露不法行为，如台吉干珠尔巴诺门罕私开牧场以及理藩院失察之罪，赢得了道光帝的高度赞赏。当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僧格林沁迅速响应朝廷号召，组织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三盟蒙古精兵三千名，准备随时支援前线。虽然最终这些部队并未被调用，但僧格林沁在此次备战中的表现进一步巩固了他在清廷中的地位。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僧格林沁被任命为右翼监督，并暂时代理正蓝旗满洲都统的职责。随着他在朝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二月，他又被授予镶黄旗领侍卫内大臣的职务。这一连串的晋升显示了僧格林沁在清廷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到了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五月，他再度改任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军界的影响力。

道光三十年（1850年），僧格林沁的职位再次变动，这次他被改授为镶黄旗蒙古都统，同时继续担任御前大臣。这一年，道光帝驾崩前夕，僧格林沁与其他九位大臣被召见，共同宣读立太子的遗诏，这十大臣成为了顾命大臣，共同辅佐年轻的咸丰帝。

在道光帝去世后不久，僧格林沁受命前往密云县剿灭当地的土匪活动，并因此被授予左翼监督的职务。同年十二月，由于成功清除匪患，他获得了嘉奖，并被赏赐四团正龙补服，这是一种非常高的荣誉。

进入咸丰朝后，僧格林沁继续担任御前大臣，并一度署理銮仪卫事。他积极参与地方治安事务，包括请求出兵镇压科尔沁左翼后旗佃农的抗租斗争，并在咸丰二年（1852年）上书捕获抗租领头人吴宝泰等，将其下狱。这一系列行动表明了僧格林沁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僧格林沁自从入京以来，长期担任侍卫职位，与道光、咸丰两位皇帝有着密切的接触。他不仅擅长骑射，体力充沛，而且深得皇上的信任。《清史稿》中对他的评价极高，认为他是当时最受恩宠的大臣之一

三、大破太平军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派遣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和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率领两万余人的北伐军向北挺进，意图推翻清廷统治。五月，北伐军攻入河南，形势紧迫之下，咸丰帝命令僧格林沁督办京城巡防事宜。僧格林沁随即统率健锐营、外火器营、两翼前锋营、八旗护军营、巡扑五营以及察哈尔各路官兵，并征调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等地的蒙古精锐部队，出京迎战。

八月，太平天国的北伐军逼近京畿重地，形势危急。咸丰帝亲自将清太祖努尔哈赤使用过的宝刀授予僧格林沁，以示对他寄予厚望，并命其率军进剿叛军。九月，僧格林沁在紫荆关设防，加强防御工事。到了十月，双方在天津南部的王庆坨地区展开激战，太平军遭受重创，被迫撤退至连镇一带。

咸丰四年（1854年），僧格林沁继续追击太平军，在连镇再次大败北伐军。咸丰帝对此战功给予了高度认可，并赐予僧格林沁“湍多巴图鲁”（意为“勇猛的英雄”）的称号，表彰其卓越战绩。

咸丰五年（1855年）正月，僧格林沁重整军队，再次与太平军交锋。在东连镇的战斗中，太平军奋力抵抗，但最终被僧格林沁的部队全歼，太平天国北伐军统帅林凤祥被活捉。咸丰帝对此功绩极为满意，于二月加封僧格林沁为博多勒噶台亲王，并赏赐朝珠一盘、四团龙补褂一件，同时下令允许其爵位世袭罔替，俸禄加倍。六月，僧格林沁在山东冯官屯彻底消灭了太平天国另一名将李开芳的部队，并生擒李开芳。

僧格林沁在这两年的时间里，历经数百场战斗，彻底摧毁了太平天国的北伐军，林凤祥和李开芳这两位太平天国的名将均被擒获。僧格林沁因此威名远扬，与南方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曾国藩并称为“南曾北僧”，成为清朝晚期重要的军事将领之一。

四、大沽之战

咸丰七年（1857年）五月，僧格林沁被任命为署镶红旗汉军都统。然而，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清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部压力。咸丰八年（1858年），在直隶总督谭廷襄和直隶提督栋鄂·托明阿防守天津大沽海口失败后，清廷与英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僧格林沁得知后，强烈反对这种妥协的做法，并向咸丰帝奏请撤回谈判代表，主张动员全国兵力和资源来对抗侵略者。但由于当时主和派占据主导地位，僧格林沁的意见并未被采纳。

到了咸丰九年（1859年），咸丰帝任命僧格林沁负责天津大沽口及其周边地区的防御工作。僧格林沁吸取了之前大沽口战役失败的教训，积极加强防御工事，整顿军队，为抗击外来侵略做了充分准备。当英法联军的新任驻华公使普鲁士和布尔布隆率领舰队试图强行进入大沽口时，遭到僧格林沁指挥下的中国军队的坚决抵抗。在这次战斗中，清军击毁了三艘英军战舰，并造成了英军严重的伤亡，其中包括英海军司令何伯受伤。这场战斗被视为中国军队抵抗西方列强入侵所取得的重大胜利，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赞扬，包括德国思想家卡尔·马克思的肯定。

然而，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再次扩大了对中国的侵略行动，攻占了舟山、大连湾、烟台等地，并封锁了渤海湾。六月，英法联军再度进攻大沽口，尽管僧格林沁坚守炮台，但最终仍未能阻止联军的攻势。随着联军占领天津，僧格林沁的部队败退至通州。咸丰帝对此次失败极为不满，下令剥夺了僧格林沁的部分荣誉和职务。当英法联军继续向北京推进时，僧格林沁再次领军迎战，但在张家湾和八里桥的战斗中接连失利。咸丰帝被迫逃离北京，前往热河避难，而英法联军则攻入北京，造成了圆明园被毁的历史悲剧。事后，僧格林沁虽被革去了郡王爵位，但仍保留了钦差大臣的职务。

五、复起剿捻

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随着捻军在直隶、山东及河间府一带的兴起，清廷面临着新的内部挑战。为了应对这一危机，清廷恢复了僧格林沁的郡王爵位，并命令他率领一万多名清军前往山东，对抗捻军。僧格林沁随即投入了这场艰巨的任务，带领部队与捻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二月，根据僧格林沁的请求，其哲里木盟长的职位由达尔罕亲王索特那木彭苏克接任。这表明僧格林沁将更多精力投入到镇压捻军的行动中。

到了同治元年（1862年），僧格林沁的努力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他被赏还博多勒噶台亲王爵，并被授予世袭罔替的权利，这意味着他的爵位可以由后代继承。与此同时，朝廷赋予了僧格林沁更大的权力，授权他节制调遣直隶、山东、河南、湖北、安徽五省的兵马。僧格林沁利用这一权力，集结了蒙古骑兵和其他省份提供的兵力，对捻军发动了一系列攻势。

在鄂东霍山黑石渡的一次战斗中，僧格林沁成功收降了捻军十几万人，并打散了另外十几万捻军。尽管取得了显着的战果，但清军也在战斗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六、战死沙场

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僧格林沁在与捻军的战斗中遭遇了致命的伏击。捻军利用战术优势，将僧格林沁引诱至山东曹州（今山东菏泽市）高楼寨，并在此设下了重重包围圈。四月二十四日晚（阳历5月18日），僧格林沁意识到局势危急，决定率领少数随从突围。在逃至曹州西北的吴家店时，僧格林沁不幸重伤坠马，最终被捻军战士张皮绠斩杀于麦田之中，年仅五十五岁。

僧格林沁的牺牲给清廷带来了巨大的震动，人们普遍认为失去了“国之柱石”。同治帝闻讯后，为之辍朝三日，并允许僧格林沁配享太庙，以示对其贡献的认可。朝臣和文人士大夫纷纷作诗悼念，表达了对这位忠诚将领的深切哀悼之情。

僧格林沁平素爱护百姓、善待士卒的形象深入人心。当他去世的消息传开后，民间自发地举行悼念活动，百姓们罢市哀悼，街道上充斥着悲痛的情绪。当灵柩返回北京时，沿途百姓献上了多达七十多柄的万民伞，并且在灵柩经过的地方，兵弁和平民皆自发地进行迎祭，哭泣之声震耳欲聋。

闰五月，清廷以亲王的规格为僧格林沁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同治帝与慈安、慈禧两宫太后亲自出席祭奠仪式，并赐予他“忠”的谥号，还将僧格林沁的画像挂在紫光阁，以资纪念。此外，清廷还决定在北京、山东、河南、盛京等地建立“昭忠祠”，并在科尔沁左翼后旗吉尔嘎朗博王府东建造一座祠堂，供奉僧格林沁的图像。在额布力尔协日嘎地方，另建了一座僧格林沁的塑像祠，以表彰其功绩。

同年七月，清政府派遣专人护送僧格林沁的灵柩北上，最终将其安葬在科尔沁左翼世袭旗陵（今位于辽宁省法库县四家子乡公主陵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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