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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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第2页）

丁玲从投身革命起，始终是一位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家。

1979年7月1日，她在一篇短文中写道：

“党啊，母亲！我回来了，今天，我参加了政协的党员会。

整整二十一年了，我日日夜夜盼望着这一天。为了今天，我度过了艰难险阻；为了今天，我熬尽了血泪辛愁。我常常在早晨充满希望，昂首前进，但到了晚上，我又失望了。何时能见到亲娘呵！哪年‘七一’，周围的同志们都兴高采烈，拥挤着去开会，庆祝党的诞辰。每当这时，我就独自徘徊在陋巷树阴，回想那过去战斗的幸福岁月，把泪洒在长空，滴入黑土。在那动乱的日子里，我是饱受磨难。好心人对我说：‘你死了吧，这日子怎么过？’我的回答：‘什么日子我都能过。我是共产党员，我对党不失去希望。我会回来的，党一定会向我伸手的。海枯石烂，希望的火花，永远不灭。’

二十一年过去了，我看见一代代人的降生，一代代人跨进党的行列，可是山高路远，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党里来呵！？

二十一年，我被撵出了党，我离开了母亲，我成了一个孤儿！但，我不是孤儿，四处有党的声音，党的光辉，我可以听到，看到，体会到。我就这样点点滴滴默默地吮吸着党的奶汁，我仍然受到党的哺养，党的教导，我更亲近了党，我没有殒没，我还在生长。二十一年了，我失去了政治地位，但我更亲近了劳动人民。劳动人民给我以温暖，以他们的纯朴、勤劳、无私来启发我，使我相信人类，使我更爱人民，使我全心全意，以能为他们服务为幸福。今天，我再生了，我新生了。我充满喜悦的心情回到党的怀抱，我饱含战斗的激情，回到党的行列，‘党呵！母亲，我回来了’！”

这真是句句血泪，情真意挚，感人肺腑的文字！它真切地表达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崇高胸怀和光明磊落的心声。也许后人会认为这是她的历史局限。但历史就培育过这样的人，一个无私地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党和人民事业的大写的人！尽管她受到那么多的委屈和伤害，她对党对人民始终满怀热爱和信赖，而且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去表明自己的这种热爱和信赖！她始终不倦地宣传毛**文艺思想，主张文艺家应该深入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并坚持以自己的作品去描写和歌颂人民及其伟大的斗争，真诚地为人民服务。她始终关心人民的命运，特别是广大妇女的命运，始终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去描写他们。她后期的散文，笔墨于秀丽中见质朴，于自然中显洗炼，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充沛的革命激情，莫不见于字里行间。读来，感人至深。她最后重写的《在严寒的日子里》，不论在细节刻画的真实上，还是在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的描绘上，都更见成熟，于艺术上更为炉火纯青。可惜天不假以年，这部比《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更见功力，也更具史诗规模的现实主义长篇未能最后完成。这不仅是作家自己的遗憾，也是我国文学事业的遗憾！

陈明同志在《丁玲文集》第八卷《〈风雪人间〉前言》中，这样写到丁玲的晚年：

……经过**的十年浩劫，她痛切感到，在大难之后，国乱民穷，历史赋予这一代革命作家的责任不是鸣冤诉苦，不是怨懑**。有良心、有责任感、重新获得了工作权利的作家、艺术家，在痛定思痛之余，应该总结教训，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统一认识，统一步调，动员和团结千百万人民，为党分忧，为民解愁，为振兴中华而戮力同心。丁玲就是这样想、这样做的。在生命的最后七年里，她争分夺秒，拿起搁置了长达二十多年之久的纤笔，先后写作并出版了八本共九十万字的新作。虽然这还没有完全实现她的创作宿愿，长篇《在严寒的日子里》没有能完稿，但我实在应该说，丁玲是心口如一、言行一致的，她因劳累而倒在自己的岗位上，她无愧于党和人民。

文学本质上是一种崇高的事业。因为文学作品诉诸广大的读者，并以自己所传达的情操去感染人、影响人，去陶冶和美化人们的心灵。人们把作家看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是没有原因的。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从原始时代思想情感的贫瘠、粗陋，到今天内心世界的如此丰富与优美，与几千年来许多优秀文学作品的陶冶和影响分不开。所以，一个真诚的思想情感崇高的作家，对于广大读者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的时代，丁玲正是这样一个思想情感崇高的作家。她对于党、对于人民、对于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忠诚和不管什么情况下都坚持自己信念的坚韧品格，以及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的奉献精神，都真正足以成为后世文学艺术工作者的风范。

四

我国文学评论界在新时期曾对革命文学的历史价值和历史地位发生过争议。由于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有的评者认为革命文学缺乏文学价值，艺术性不高，认为丁玲的代表作是《莎菲女士的日记》，那才是丁玲创作的高峰。而丁玲参加革命后的作品的艺术水平就下降了，多属概念化、公式化云云。我以为这种评论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当然，这种认知的分歧包含着价值取向的分歧。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通过语言所描绘的形象传达人们的思想和感情。文学的价值从来不限于语言描绘的艺术性，更在于它所表达的思想和感情的时代深度和广度，以及这种思想和感情是否崇高、优美和丰富。历史上优秀的文学作品都不仅以语言描绘的卓具创造性的色彩鲜明和形象生动，以及想象的丰富和构思的巧妙等形式因素取胜，更以作家所表现的时代风貌是否广袤和深刻，所传达思想情感是否具有时代的高度，是否有助于拓展人们丰富的心灵，陶冶人们崇高的人格，使人们的精神世界更加优美而定高下。注重文学形式的唯美主义虽非没有一定的道理，毕竟是片面的。我们固然不应忽视形式的艺术追求，但任何作品都不可能仅仅因为形式的完美而显得伟大。文学作品的品格高下，永远与它所传达的思想情感的高下、与作家个人品格的高下相联系。《莎菲女士的日记》固然是丁玲的成名作，也是卓具个性特色的感人之作。但丁玲如果仅仅停留在“莎菲”式的创作上，她就很难成为大家。丁玲的杰出正在于她以自己的全部作品写出了自己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精神历程，并且广阔地反映了自己所处的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人民。丁玲的时代无疑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艰难、最有戏剧性的伟大变革的时代。在不到一个世纪的岁月里，受尽欺压和蹂躏的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困苦卓绝、前仆后继的斗争，推翻了压在身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翻身做了主人，胜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丁玲的全部创作正从方方面面反映了这样的历史过程，并且凝聚了为这场斗争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仁人志士和普通群众的不怕牺牲、无私无畏的崇高感情与美好理想。她笔下的革命领袖、红军将帅、民主人士和工人、农民、兵士，乃至于在苦难中挣扎的各种小人物，都正构成一个时代形形**的人物画廊，构成一个时代为民族和人类解放而献身的坚忍不拔的伟大而崇高的情感波涛，在她的作品中始终闪耀着不满现实，追求人类美好未来的理想精神。这正是丁玲作品的重要价值所在。在表现时代的过程中，她不断开拓自己的题材、主题、形式和风格，使自己的艺术表达能力走向成熟，走向炉火纯青。在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时期和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初期，由于应斗争的需要和写作的匆忙，有些作品确有艺术加工不够，乃至存有概念化、公式化的痕迹，但作品中洋溢的激情仍然冲击读者的心灵。而像《母亲》中所刻画的自强不息的母亲的形象，《我在霞村的时候》所刻画的忍辱负重的贞贞的形象，《在医院中》所刻画的力求改变现实环境的陆萍的形象，以及《彭德怀速写》中的朴实匆忙的彭总的形象，《一颗未出膛的子弹》中的临危不惧的小战士的形象，等等，都十分感人，给读者留下难忘的印象。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起，丁玲跃向宏大叙事，以舒展的画卷描写农村社会形形**的人物典型，再现一定时代的历史风云。小说中的支部书记张裕民、农会主任程仁、妇女主任董桂花，以及地主钱文贵和李子俊及其女人，还有黑妮等，都见出个性的鲜明，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他们的关系正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村极具普遍性的阶级关系。丁玲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则展开解放战争的画图，虽从农村写起，从已发表的二十四章来看，其宏伟性远超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至于她后来的散文，更多是使人精神升华的闪光篇页，写来朴实、自然，仿佛没有雕饰，却呈现一种心灵纯真、明爽和壮阔的美。无论叙事、抒情、记人，都有更浓的诗意。如丁玲自己所说，“我以为一篇散文也能就历史的一页、一件、一束情感，留下一片艳红，几缕馨香。……能引起读者的无穷思绪，燃起读者的一团热情，给人以高尚的享受，并从享受中使人的精神充实，净化，升华，使人得到力量，推动社会前进”（《我也在望截流》）。这些散文中有许多字字珠玑的篇什，堪称艺术成熟的精品。

五

丁玲还是一位热情的文学评论家和理论家。她写过许多文字，提携后进，评论新人新作。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坚持毛**文艺思想，但她又是从作家的身份，从自己生活和创作实践的具体经验出发，从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出发，在自己的评论和理论文章中阐发自己的理论见解。她的评论和理论文章深入浅出，与当时的文艺创作实践结合得十分紧密，很有说服力。当然，有些文章难免受到一定时代的历史局限和认识局限，有些批评别人的文章，今天看来并不都正确，如批评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和批评萧军的《批判萧军错误思想》以及五十年代对胡风问题表态的文章等，有的甚至基本错误。但她的大多文章至今仍不失有历史的认识意义。特别是新时期，她的评论文章，如《我读〈东方〉》、《一朵新花》、《一首爱国主义的赞歌》、《赞〈陈毅市长〉》、《我读〈洗礼〉》、《漫谈〈牧马人〉》、《我读〈高山下的花环〉》等，都充满喜悦的激情，对新涌现的佳作，作出卓有见地的评述和推荐。她的评论力求顾及作家作品的全人和全文，做到“知人论世”。她的评论文字还往往具有一种豪迈的气势，这是为她的思想和风格所决定的。她走向革命后便看重文学反映壮阔的历史现实，描写人民的丰功伟绩，鼓舞群众向更美好的未来前进，而对于过多描写家务琐事、风花雪月、儿女情长总不以为然。她的评论很注重作品思想性的分析，但她并不忽视艺术性。她不把艺术性简单地理解为作品的形式和技巧，而着重分析形式和技巧如何有力地表现了正确的思想内容。

丁玲的文艺观经历了从早期的人文主义、现实主义到后来马克思主义的演变。特别是到达延安以后，她成为革命文艺界的重要领导人，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思想，学习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她完全把辩证唯物史观作为文艺理论的基础。从那时起，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她在自己的系列文章中都一贯强调现实生活是文艺的源泉，强调作家一定要深入生活。她完全赞成毛**所提出的作家一定要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工农兵，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把立场转到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这边来。她的文艺理论文章中还总结了自己作为作家的许多艺术经验，对艺术形式和技巧，包括语言的运用等许多方面，也作了卓有见地的论述。她在自己的文章中总不渝地宣传文艺与人民保持紧密的联系，要为人民的革命事业、为社会主义服务；她反复阐明文艺与生活的辩证关系，提倡文艺应该把反映现实斗争和表现革命理想结合起来；她十分重视文艺的特性和规律，倡导艺术创新，倡导典型化、民族化和大众化，反对墨守成规，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和脱离生活的胡编乱造。尽管丁玲不是专业性的文艺理论家，对文艺理论的许多问题她并非都有深入的研究，可是，在文艺的社会作用，文艺的特性，文艺与政治、人民、生活的关系，以及文艺的继承和革新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上，她都捍卫和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由于她以作家的经验现身说法，她的理论文章更有亲切、朴素的特点，娓娓而谈，自然流畅，对于青年作者尤有说服的力量。应该说，她的理论批评文章跟她的文学创作一样，也是我国文学界的重要思想遗产。后人会从她的评论和理论论述中，得到有益的营养和智慧的启发。

六

这部十二卷的全集，是在十卷本《丁玲文集》的基础上加以增补编成的，另外，我们在编排上作了必要的调整，对内容重新进行了注释。增加的内容主要是过去未发表的讲话和文章，以及部分过去虽发表过但未曾收入文集的讲话和文章，还增补了丁玲亲属提供的部分日记和丁玲给子女和亲友写的书信，以及她遗稿中清理出来的若干随感性文字。她未发表的讲话和文章，如在苏联斯大林文艺奖金授奖仪式上的讲话和在莫斯科广播电台所作的《苏联文学在中国》的讲话等，以及虽发表过但未收入《丁玲文集》的，如《序〈胡也频诗选〉》和《批判萧军错误思想》及对胡风问题表态的《敌人在哪里？》等。后两篇文章今天看来自有不妥之处，为保存原来的历史，都一如原貌未加改动。此外，为了方便读者检阅和研究，还编写了丁玲生平与创作年表附于全集后；为了使读者更好地了解丁玲的《母亲》这部作品，全集中还附录了她母亲余曼贞女士遗下的回忆录和旧体诗词。这些诗篇朴实无华，却无不出于真情，并饶有诗意，从中不仅可以看到老人高洁的生活情怀，也可以领略到老人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富于想象的诗才。让人感到，她的女儿所以能走上文学之路并取得杰出的成就，与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是分不开的！

我所以被推为全集的主编，这是中国作家协会副**张锲同志的主意。原先出版社请他担任主编，他却因为我是丁玲研究会的会长，便力荐我来做这个工作。丁玲是我所敬重的老一辈作家，又是我们中国作家协会的原副**，我跟我的爱人王淑秧两人于八十年代确曾写过一本研究丁玲创作的著作，因此，我似乎也不好再作推托。幸亏丁玲同志的儿子蒋祖林和对丁玲著作素有研究的王中忱同志作为副主编，承担了全集的大部分编辑工作，这就大大减轻了我的负担。河北人民出版社为顺利出版这部全集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这里我尤应表示自己由衷的谢意！

2001年11月于首都望京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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