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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1章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7（第1页）

上回讲到中国古代“火药武器”的发展远远走在了同时期的岛国日本前面，并引发元朝两次东征日本。

元朝在西元1274年和1281年两次大举东征日本，从表面上看，这只是单纯的对外战争，但在“时间线”上，却和南宋的灭亡息息相关，因为此时的“蒙元政权”已经扫荡了欧亚大陆，并对南宋形成了包围态势。

“大蒙古国”在灭金后向南扩展的同时，还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西征，其兵锋远及中亚、西亚、东欧甚至中欧，先后打败突厥人、阿拉伯人、斯拉夫人、日耳曼人，受阻于埃及“西奈半岛”后建立了“四大汗国”。

但是，蒙古扩张的脚步并未停止，早在窝阔台统治时期，蒙古就发兵东征高丽，迫使高丽称臣纳贡。在元朝建立之后，元世祖忽必烈以高丽为跳板，分别在至元十一年（西元1274年）和至元十八年（西元1281年）发动了“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两次战争，但均以失败告终。元朝东征日本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其实，对于草原游牧民族来说，其征服欲望则是重要原因之一。不过，在这背后，还有更深的政治、经济原因和其他因素的共同推动，毕竟宋朝是古代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很多宋人亡国后逃到日本。

当时，“蒙古帝国”攻占“大理”后，其进攻态势就已对南宋形成合围，而南宋朝廷唯一获得援助的方式，就是通过海路向高丽、日本求援。不过，在西元1260年，“蒙古大汗”蒙哥却被“火炮”轰死于“钓鱼城之战”中（今重庆合川）。于是，正在与南宋军队交战的忽必烈不得不立刻撤兵，赶回草原上都争夺“大汗之位”。

此时，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在“哈拉和林”被蒙古贵族推举为新任的“蒙古大汗”，但在西元1264年，忽必烈则击败了阿里不哥，并夺得了“蒙古大汗”之位，且还定国号为“元”，将自己“年号”定为“至元元年”。

但是，在忽必烈夺得汗位之后，蒙古大军南下大举进攻南宋均未获得成功。而在此之前，蒙古攻灭西夏和灭亡金朝时，都是和南宋达成了协议，并采取“远交近攻”战略的。因此，在元世祖忽必烈看来，征服高丽、日本，在政治上对孤立南宋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当然，这有助于“蒙元朝廷”实施“心理战”压服南宋。

早在窝阔台主政时期，“蒙古帝国”就已经采用武力手段迫使高丽称臣纳贡了。到了元世祖忽必烈时期，“蒙元朝廷”更是采取了“和亲”的手段，牢牢控制着高丽的内政和外交，并进一步强化其“藩属国”地位。

至元十一年（西元1274年）忽必烈更是将“皇女忽都鲁揭里迷失下嫁于世子愖”，从而使元朝和高丽之间除了存在宗蕃关系之外，又增加了“王室姻亲”关系，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忽必烈所说的“义虽君臣，欢若父子”的局面。从此，“蒙元朝廷”完全掌控了朝鲜半岛的政治局势，并且在不知不觉中使得征服欲望膨胀。

于是，元世祖将目光投向了日本，并希望通过遣使通好的方式，使日本也一并成为元朝的“藩属国”，以达到孤立南宋，早日统一的目的。只可惜，此举并未能获得成功，因为倭人瞧不起马背上的游牧民族。

根据史书中记载，西元1266年，郎赫德、殷弘携带“蒙元”国书出使日本，且国书中用汉文写道：“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

当元朝遣使通好并带有威胁意味的“国书”到达日本后，如何处理这一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日本大权旁落的京都朝廷和实际掌权的镰仓幕府执权北条家发生了分歧。“幕府”朝廷认为应当对蒙古在国书中提出的要求以平等立场提出婉拒，但幕府认为国书内容带有威胁意味，十分无礼，不必理会，让其自讨没趣。

最终，元世祖决定起兵东征日本。其实，这并非元朝第一次遣使诏谕日本，因在至元三年（西元1266年）八月，忽必烈第一次派遣使者出使日本，文书中不乏“和好”、“通好”的字眼，但同样带有命称臣之意。

在至元四年、五年、十年，元世祖均派遣过使者出使日本，但均以失败告终。日本人多次的不理不睬已经让元朝感到颜面尽失，“既然礼”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那只好用“兵”来解决，这在古代叫“先礼后兵”。

因此，可以说元朝出兵日本，除了为了达到孤立南宋的政治目的之外，也不乏有挽回颜面的目的，当然也有一展大国威严之意。至元十二年（西元1275年），杜世忠一行人出使日本，但却被幕府斩于镰仓西郊的龙口。倭人本意是警示元朝避免战争再起，可这一行为激起了元世祖的怒火，准备第二次进攻日本。

“文永之役”时，由于军队人员构成、战备物资不足的原因，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这对于一向习惯了胜利并习惯了征服的“蒙元朝廷”来说，绝对是一件不能容忍之事，所以出征日本成为了一件势在必行事情。

另一方面，元朝也是出于稳定国内局势的考虑，需要一次胜仗来对中原地区蠢蠢欲动的人心进行一次威慑，以更好地巩固自己在中原地区的野蛮统治，毕竟元朝实行的“民族政策”在实际操作中很不得人心。

南宋灭亡后，元朝招降了大批南宋俘虏，而对这些俘虏的处置却成了一个巨大难题。对于“蒙元朝廷”来说，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包袱。全部杀掉并不现实，果真如此，则话元世祖势必会背上“暴君”骂名。

古人云“杀降不祥”，对于刚刚统一天下的少数民族政权来说，若“屠杀俘虏”，将大不利于人心的稳定。

但是，如果将宋人降兵编入元朝的军队中，这对于蒙古军队的战斗力将无疑会是一次巨大的削弱。汤若遣散他们，让其解甲归田，则元世祖又不会放心，万一这些降卒们振臂一呼，又起兵造反了该怎么办？

所以，元世祖忽必烈执意要发兵去攻打日本，这其中不乏借刀杀人之意，既攻打了那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日本，又消耗掉了大批的南宋降兵，真可谓是一举两得！就算东征失败了，死的是汉人又不是蒙古人。

据史料记载，元朝第二次东征日本时，兵分两路。忻都、洪茶丘率兵4万从中原出发，范文虎率南宋新降兵10万从中原出发。在此之前，南宋降兵的汉人将领范文虎因“弘安之役”惨败，导致其率领的南宋降兵损失殆尽，但他并没有如实上报军情，反而试图推卸责任，隐瞒实情，于是被有心人揭发并告知忽必烈。

按理来说，元世祖忽必烈一旦知道事实真相，势必会大发雷霆，严惩范文虎是必然的事。然而，事实上范文虎非但没有被降罪，反而在此后得到主子信任。由此可知，范文虎所率领的南宋降兵在上一次出征日本时是否损失殆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心甘情愿地给“皇帝老子”背黑锅就行了。因此，这次还有分。

就这样，“文永”、“弘安”两次东征日本的战役尽管相隔时间不长，但反应出了元朝初年的统治者对国内局势担忧，毕竟蒙古人口太少，而汉人太多，如何防止汉人造反？驱使汉人降兵去东海葬身鱼腹就不错。这就是“权谋”与“厚黑”，无论是少数民族政权，还是孩子政权，只要是统治阶级，无不首先考虑安全问题。

众所周知，“元朝”是由蒙古人所建立的，而对外征服、武力扩张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已经是一种生存本能。加之蒙古财产继承的传统是“幼子守产”，而年长的男性无法分到足够多财产进行部落的生产生活。

既然原有的土地、财富无法获得，那么就只有开辟新的地盘了。于是，凭武力对外扩张就承受首选，因为通过这种方式所获得的土地，按理都归自己所有，因为“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当初就是这么发家的。

于是，在“蒙元朝廷”君臣们参与的“忽里台大会”上，德高望重的各部落酋长（首领）都会一边合着滚烫的马奶酒，一边撕扯着烤羊腿，笑道：“太祖皇帝初起北方时节，哥哥兄弟每商量定，取天下了呵，各分地土，共享富贵……”因此，这种变相的奖励、默许行为进一步刺激了蒙古人对外扩张、征服和劫掠的欲望。

在蒙古大军第三次西征后没多久，忽必烈通过虽然获得了汗位，但这种征服欲望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对他的影响甚大。况且忽必烈本人也是一个野心勃勃拥有雄才大略的君主，曾试图以持续不断的扩张征服，来维持蒙古民族的强盛武功，从而获得大多数蒙古部落上层的拥护。

除此之外，忽必烈的汗位获得并不是十分的正当，而是从他的弟弟阿里不哥手中夺得的汗位。所以，他需要进行一场对外征服的战争来证明自己的实力，彰显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因此，“枪打出头鸟”，日本就成为了他的征伐目标。并且，当时元朝大军南下进攻南宋，尽管最后取得了成功，但是“大一统”国家内部的民族矛盾、社会矛盾尖锐，必须通过对外战争工具来转移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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