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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二十六章 地狱皇后三十六（第1页）

11世纪曾经有个阿拉伯学者阿尔-侯赛因·伊本·西那这样说过：

空气或者是一个器官，或者是一种中介，它并不接触到我们所看到的星辰。当它是一种器官时，它就富有感觉能力，或者是传达者，但是有人将空气因改变而变化成赋有感觉能力，因而会感知星辰，并且把它感觉到的东西传达给视觉，这种说法是荒谬的。

空气变成一种器官，这是一个有理智的人所不能接受的，或者说光是一种散播在空气和天球之中的形体，与我们的视觉作用相结合，并且变成了它们的器官。

当我们容忍这种可恶的说法，我们就会看不见星辰的全部形体，其次根据这些人的意见，我们眼睛的力量该有多么强，强到可以使分布在那些天球的形体中的空气和光变成一种赋予了感觉能力的机能，或者任何一种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的机能！

再者空气和光并不是与一个人的视觉连接，而不与另一个人的视觉连接的，那么为什么这两种东西会把它所感知的东西传达给一个人，却不传达给另一个人呢？

所以进行观看的视觉条件是，所见的对象落进瞳孔，而空气把它所感知的东西传达给视觉，空气的感觉就不会是感性事物达到灵魂的原因，而是视觉按照一种比例远离可见的对象的原因，因为空气乃事处在两者之间的中介。

根据欧仁·博阿尔内的说法，当拿破仑带着一小队人马从雅法撤回开罗的过程中，他们在沙漠里看到了海市蜃楼，不仅是人看见了，骆驼也看见了。那些口渴的畜生不知生死得奔向那些幻境，完全拦不住，后来它们喝了盐水，最后活活渴死了。

海市蜃楼是一种光与空气联合作用的光学现象，就像西那说的，空气不是一种器官，而是一种中介。盖亚理论将地球比做一个生命体，大气层是细胞壁，空气是细胞液，地球是细胞核，这既是假设空气具有一定的器官的性质？

细胞液是没有感觉的，它是根据介质之间的浓度发生流动，产生失水和得水，如同空气由低气压向高气压方向流动。我们平时是几乎感觉不到空气存在的，虽然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呼吸，只有变成“风”的时候我们才感觉得到。古希腊四大元素中包括土、风、水、火，而不是土、空气、水、火是基于人的感觉进行定义的，正如毕达哥拉斯在铁匠铺听到“叮叮当当”的敲击声，那个节奏让他觉得悦耳，获得了精神上的愉悦，进而他用数学公式将它给记录下来，由此有了黄金比例和斐波那契数列。

这个黄金比例和维特鲁威人的黄金分割一致，都是0.618：1，当音乐与房子的比例都按照这个比例，比如教堂中演奏管风琴的时候，那一刻产生的感觉就是和谐，莫扎特的乐曲结构便是按照黄金比例写的。

但是黎塞留图书馆椭圆形厅的比例是按照黄金比例进行设计的？

黄金椭圆是指的短轴与长轴之比等于黄金比例，相对于华盛顿铜质铭牌所在的位置，雅典更确切得在椭圆的长轴上，短轴则在耶路撒冷和巴比伦之间、巴黎和伦敦之间，这或许是设计者的美学主义设定的。

美学源自于生命的体验和感受，这是一种感性认识，区别于人的理性认识，毕达哥拉斯利用理性的数字表达了他的感性，本质上和画家绘画是差不多，都是艺术的表现手法，在表达“和谐”的过程中是不拘泥于传统和形式的，由此达到了“归一”的境界，也就是东方人所说的“天道”。

这是西方人悟出来的，它给人的感觉很美好，代表的是人神性的一面，在遇到阿斯梅拉达之前，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洛罗经常与人谈论这些，他应该是幸福的。

然而有一天他遇到了那个吉普赛女人，他的灵魂从此开始坠落，仿佛从光明掉入黑暗。

他失去了理性，就像万千求爱的男人一样想要得到阿斯梅拉达的爱，但他确实“牧人”，他应该更爱神，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他。那个女人撼动了他的信仰，副主教的体面也不允许他和世俗男子一样向一个吉普赛女人求爱。

他变得很危险，甚至可以说有些不正常，其实他原本还算是个好人，是他收养了卡西莫多，还教卡西莫多读书，让他不至于和其他“怪物”一样靠向人展示自己身体的残缺求生。

卡西莫多的社会身份是敲钟人，他有一份工作，虽然远离人群很寂寞，却不用面对那些中伤和嘲笑，当狼群里的欧米茄。

他有灵魂与人格，他其实不该将克洛罗从塔楼上推下去的，但从某个方面来说卡西莫多也算是给了克洛罗解脱，避免他的灵魂继续堕落下去，干出比用权势威逼“女巫”爱自己更恶劣的事情。

如果你很不幸是个曾经被罗马人屠戮的德鲁伊，那么你就会知道自然并非总是充满了和谐的秩序，也是野蛮并且原始的，大臣和哲学家心神荡漾得忙着寻找“大自然的和谐与协调”，忽视了这一点，居然想出用“law

nature”和“nature’s

god”的名义赋予人生而平等正当性。

自然道德与自然正义并非总是对的，虽然二者很能让人感触颇深。

至于那些假装平等，实际上挥舞着不平等权力的霸凌者们，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个恶霸（bully

），他们是没有挥舞拳头伤害别人，却从精神上进行压迫，让被压迫者从“自我”否认开始一点点走向自毁，而这也是抑郁症的症结所在——否定自己存在的价值。

有人也许会点燃自己心中的火，重拾生活的热情，但更多人则选择悲观厌世，虽然他极力让自己保持乐观。那不是一声“加油”，又或者是励志能解决的。

西弗勒斯·斯内普发明的欢欣剂如果普及开来会是一个很有用的抗抑郁药，它不只是可以抵消摄魂怪吸走快乐回忆带来的负面影响。

可这究竟还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患者必须从自我价值肯定开始做起，在一个崇拜成功、暴富，不懂得尊重底层劳动者的社会里是做不到的。

失败是成功之母，人们却畏惧失败，他们很清楚一旦跌倒很难再爬起来，为了不让自己跌落，从胜利的天堂落入失败的地狱里人们什么都会做。

同样是20世纪70年代，福特公司出产了一款新型汽车，定名为平托（pinto），这款车因外形时尚价格合理，很快就成为一款流行大众车，但是这款车有一项致命的安全隐患，如果平托车遭遇到追尾事故，很可能会导致油箱起火甚至爆炸，从而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

这种质疑一开始只是讹传，到了1994年一份福特公司的内部备忘录流出人们才发现，其实福特公司早就已经发现了这款车的设计失误，如果对1250万辆汽车进行召回改装增加一个11美元的安全装置需要1.375亿美金。

按照美国发生追尾事故的概率，以及油箱燃烧概率进行计算，平托车设计缺陷可能会导致180人死亡、180人烧伤，另加2100辆汽车烧毁，按照当时美国国家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给出的赔偿标准，一条人命20万美元，产生的损失远低于1.375亿美金，于是乎福特公司高层就放弃了召回计划。

这样的逻辑不难理解，它符合商业伦理，却不符合人伦，更别提人权了。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心中天平掂量的方式便是如此，可这世上还是有很多不可抗力，比如911事件，更多人关注了死者可怜，却忽视了在里面办公的公司，那次袭击殃及了多家会计师事务所，侥幸逃生的人失去了工作，流落街头成了流浪汉，纽约的流浪汉里藏龙卧虎，说不定某个捡瓶子的就是以前在大会计事务所工作过的。

这些弱者的声音是不被大众听到的，人们更愿意关注超级碗和棒球联盟，唱完了《美哉、美利坚》之后轰炸机就凌空飞过，紧接着它们就到了中东沙漠服役去了。

如果伊拉克领导人没有忽然想到用欧元结算石油，可能也不会发生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英国的平民在白厅前面举牌抗议，他们的声音通过媒体让大众听到了，但决策者们听不见还不是一样没用。

十字军东征结束后，教会发赎罪卷也是为了解决财务问题，修那么多教堂要花钱，同样支付军费也要花钱。

在20世纪的人眼里十字军是野蛮愚昧的，但他们之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是为了保护朝圣者，让自己的灵魂获得救赎而远征的。

西方人眼里看起来已经结束的十字军东征在那片土地上的人看来并没有结束，只是这一次不再借用上帝之名了。

经历了二战的波兰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宽恕了那个刺杀他的异教年轻人，不论人们后来在阿加的住处找到的字条是不是他写的，这位教宗都不再是他需要暗杀的十字军首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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