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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延年按剑（第1页）

是勋既受曹洪所托，以是在朝堂上侃侃而谈，主要想说明两个问题。

其一，族诛之法乃秦代遗毒，大违儒家“亲亲相隐”的孝道原则，应该将之从刑律中剔除出去。他不便彻底否定封建时代的“连坐”原则，但请求一人犯罪，只坐一家，并且其亲人应该罪减一等，不当诛杀。

其二，曹楷年纪还小，曹苗、曹志亦然，还不具备完善的心志，不能跟成年人等同处理，起码你应该留他们一条活命，这才能彰显天子和朝廷的仁德——“汉以孝治天下，故天子之谥，每加‘孝’字也。然孝本为仁之体，以仁心待亲，是谓孝矣；仁为孝之延，斯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我朝当以仁治天下，推爱心，广恕道，自然黎庶安乐，社稷永固。”

曹髦天性淳厚，闻言不禁点头，于是乃以君命法外施恩，免三曹之死罪，皆贬为庶民，暂圈禁之，至于二王妻妾，有子者从子而居，无子者没为官奴，罚为掖庭苦役，但令有司不得无故折辱之。

鄄城王曹植谋逆，其人虽死，亦自宗牒中削名，并除封国。任城王曹楷年纪尚幼，因念其父曹彰有功于国家，乃使榆中王曹昂庶子曹虞——也就是曹髦的同父异母大哥——出继为彰子，仍守任城国。

是勋随即请奏：“此皆陛下之恩德也。然法自秦设，汉因陈之，本不合乎当世，先帝在时，即每欲删改之，以成《魏律》……”曹髦点点头：“此中书之事也，令公可自为之，奏朕颁行。”那你就组织人手去编写新的法律法规吧。

是勋闻言，略略一愣，赶紧说我中书台属员不足。事烦人少，请求陛下允准，扩大办事机构，增添办事人员。

他本是个不究细务之人。跟诸葛孔明完全走两个极端。名为中书令，其实并不怎么管中书台的细务，基本上大撒把，全都交给中书左仆射刘先、右仆射郑浑处理；实际上，是勋应该算是宰执联席会议的常务主席。只负首相之责。

可是中书台确实是事情多，衙门小，总共才一百来号人——不象尚书台，分管十二部，直接指挥各州、郡政事，不算外派机构就拉拉杂杂九百多官吏——刘先、郑浑他们往往忙不过来，还得经常跑来请示是勋。如今若再组个班子制定《魏律》，是勋想起来就觉头大，所以才请求增添人力。

曹髦闻言，双眉微蹙。沉吟不语。

为什么沉吟不语呢？原来他想起了崔琰的话。崔季珪与是宏辅非止有旧仇而已，二人在政治思想上也有着根本性的对立：首先是经学方面，崔琰一直觉得是勋歪解了老师郑玄的理论，想要把原本纯洁无垢、万世不易的儒家学说庸俗化、功利化；其次在施政方面，崔琰是传统士大夫，尚清谈超过实务，总觉得按照东汉初建时的法度略加修改，即可施于当今，对于是勋对国家体制、政府架构大动手脚异常不满。所以见天儿就在曹髦面前说是勋的坏话。

最终连曹髦听得都有点儿烦了，一甩袖子：“是令公所为。或有所未妥，然其忠心为国，先帝亦尝赞叹之也，朕不之疑。”

崔琰拱手道：“臣非因私怨而谤令公也。乃为国事，为陛下耳。昔伊尹佐商汤成王霸业，岂不忠欤？而放太甲桐宫；霍光辅昭宣造成盛世，岂不忠欤？乃废昌邑未央。且宣帝初立，以光陪乘，常感芒刺在背。今陛下见是令公，独无此憾耶？”

曹髦闻言，不禁沉吟不语，崔琰趁机更深入一步地说道：“古来贤君处上，群臣各安其职，国乃泰和；君若怠政，臣必各执一辞，党同伐异，社稷陵替。齐桓用管仲而霸，然仲止亚卿尔，高、国世臣，不能侔桓公；晋文统群贤而治，至晋襄乃命六卿，彼此倾轧，晋因是衰。君如干也，干壮而枝叶繁茂，历秋冬而可不死；若强枝弱干，必败无疑……”

倘若是勋在此，当场就会啐将过去——你丫是真不懂史，所以跟这儿胡沁哪，还是成心歪曲事实？哦，只要君权凌驾于臣权之上，自然国家安泰，一旦颠倒，国家必亡？那伊尹辅殷、霍光辅汉又怎么解释？即以齐桓事论，管仲名为亚卿，其实相也，上卿高、国能压制得住他吗？再说晋事，公室衰颓、卿大夫掌控国柄，在当时本为常态，乃分封之过，跟君臣之间执政权力的大小有多大关系？

其实崔琰也不算无知，也并非扯谎，以这年月的士大夫而论，能够有这点儿见识就算挺正常啦，蒙是勋蒙不了，蒙曹髦可是白玩儿的。再说曹髦屁股就坐在皇位上，崔琰说只有皇权彻底压制住臣权，才能够稳定国家，这话曹髦肯定听得进去啊。

崔季珪以史为证，一步步说到了汉初：“汉之肇建，萧、张、曹、周等功臣得力大焉，乃不得不与之共治。逮之汉武，初设内朝，外制丞相，以大君权，遂能北逐匈奴而南收岭表，汉之盛焉，莫之可比。后世因之，乃有昭宣之治、明章之盛。今吾魏初立，亦以显爵、高位、实权以酬功臣，然不可为万世法也，陛下当渐收权柄，以期永年……

“然是令公为先帝做制度，大广臣权而侵君柄，裁削内廷而实外朝，混乱社稷以媚功臣，臣窃以为不可。人心无可测也，君子但见所行，不妄度人心，臣不敢云令公为不忠矣，然其所行实有亏也，乃斗胆以谏陛下。若使外朝势盛，则汉惠受制诸吕，汉文委政周、陈，汉武恚怒窦、田，其事或当见于吾魏，则陛下欲绍继先帝之业，成辉宏大志，为万世所尊慕者，难矣哉！”

传统的儒家士大夫，其最高政治理想就是君王垂拱而治，贤臣实理国家，其实所谓的“虚君”思想很早就已经萌芽了。因为君王主要是社稷的象征，故此代代相传，父死子继或者兄终弟及，你保不准会养出什么奇葩来。若是君权过大，一旦出个昏君，士大夫想要救国都搭不上手去——出暴君更惨，士大夫也将如同平民百姓一般朝不保夕矣。而臣僚大多是非世袭的。只要机构稳定，运转正常，自然能够涤浊扬清，把贤人拱上高位，如此国家便可安泰。

当然啦。一旦官僚机构出点儿问题，士大夫们往往第一时间想的不是推举贤人，而是请君主仲裁，就基于这么点儿传统惰性，他们也不会真愿意搞“虚君”那一套。

所以说是勋如崔琰所言“大广臣权而侵君柄，裁削内廷而实外朝”，是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故而新定制度，就连陈群那种彻底的保守派，都只在枝节问题上跟他起龃龉。大方向上并无异言。对于官僚士大夫来说，内廷那些都不是官，非自家同类也，只是君主的私人，而一旦内廷权重，君主用私人用顺手了，那什么外戚、宦官都会骤登高位，东汉朝因此而败，这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只是倘若人人都能明确自己的屁股位置，无人叛逆自身阶级或者阶层。世界上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纷争和动乱了。崔琰同样是士大夫，但他的观点就与是勋截然不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自身阶层的叛逆者——因为儒家讲究君臣父子，天然有序。那么居高位者自当掌权，居下位者只该遵令执行，也便顺理成章。合着不能老爹光主祭祀，表面尊崇，其实儿子们都不听他的话呀，那家族还能管理得好吗？同理。若君主无权，移之于下，那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领导啊，各说各话，国家还能治理得好吗？

再说了，崔琰如今身在内廷，他当然希望自己这个秘书监掌握实权，而不仅仅只是君主和中书台之间的传声筒啦。

所以才长篇大论地劝谏曹髦，说是勋制定的那一套制度根本上就有差误，长期运行，对国家绝无好处。陛下您如今年纪还轻，只能放任臣子们掌控国家，可你终究是要成年的啊，一旦亲政，结果发现自己手头权力已经被瓜分得七零八碎了，到时候你能够忍么？

我不敢说是勋不忠心，但我不认为他的施政理念完全正确，希望陛下您能够明见我的忠诚，睁大眼睛瞧瞧是勋究竟做了些什么，好寻找机会“拨乱反正”，使国家体制真正走上康庄大道。

曹髦沉吟良久，微微点头：“卿所言亦似有理，然则当如何做耶？即收外朝之权归之内廷耶？”崔琰说您绝不可心急，急必生变——“昔霍光之废昌邑，昌邑果失道耶？其世即多有疑霍光专权陷主者。臣亦不敢云霍光不忠，唯昌邑性急，才入未央便大用私人，光恐政乱，故乃放之。‘治大国若烹小鲜’，若骤更制度，人心必乱，人心乱则新政不行，新政不行则群臣疑主，国焉得治？当觅良机，徐徐侵削外朝之权，以归政陛下，自然群臣不怨——则是令公便欲为霍光，安可得耶？”

说到这里，匆忙又补上一句：“霍光非敢妄行，实受田延年怂恿也。即是令公无擅权心，群僚中得无一二田延年乎？”

史书记载，昌邑王刘贺乱政，霍光也拿他没招，只是满腔忧愤而已。大司农田延年却站出来挑唆霍光，说：“将军为国柱石，审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选贤而立之？”然后又拿伊尹放太甲于桐宫的前例来说事儿。霍光这才召集百僚商议，提出废黜刘贺，大家伙儿全都惊了，还没人表态呢，田延年又跳出来了，而且“离席按剑”，故意责难霍光，说你受先帝重托，难道就眼睁睁地瞧着皇帝胡作非为吗？“如令汉家绝祀，将军虽死，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乎？”并且威胁道：“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

崔琰补充这一句，是为了表明自己绝非猜忌是勋之用心，没暗示他跟霍光似的，既有废主之力，也有废主之意。但若陛下您真的因为操之过急，夺权不成反而乱政，到时候群臣尽皆离心，说不定就会有人仿效田延年一般跳出来啦，到时候是勋欲不为霍光而不可得矣！

崔季珪确实聪明，他知道必须先把自己的态度摆正，要是让曹髦疑心自己是因为私怨而特意诽谤是勋，那此前的种种说辞都将化为流水，皇帝再也不会相信自己啦。

果然曹髦因此深信崔琰之语，所以今天是勋一提要再扩大中书台的规模，就不由得他不愣神儿了——曹髦心说我还想逐步削弱外朝权柄呢，你倒好，还打算扩充自家班子……这可不成，朕坚决不能答应！（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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