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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时健说:“我们这套低成本、高质量的生产周转,别的人都做不到,所以哪一派斗胜了上来,他就得找我。写个大字报,会上点你的名,别计较。嘁你靠边你就靠,过两年风水转了,还要来找你的。虽然这个‘*****’真的是很多人都被斗,有些还被斗得很惨,我却没有被斗过。”
当时有个口号叫“抓革命、促生产”,造反派们甚至对褚时健表示:“我们在前边抓革命,你在后边把我们厂的生产搞好,这样我们不会被抓辫子。”
有了这样的环境,褚时健得以安心搞企业,很少在批斗会上露面。他对一些同样境遇的“走资派”“摘帽右派”说:“写个大字报,会上点你的名,别计较。喊你靠边你就靠,过两年风水转了,还要来找你的。生闷气不解决问题,我的心态是把事情做好。”
就在这个小糖厂,褚时健实现了搞企业的梦想,也看清了自己拥有的无尽创造力。
褚时健自豪地说:“我们搞了三个品种——糖、酒、纸,三种产品都搞出了名堂。不是我有什么神奇之手,而是善于学习,从小就这样。我所到的地方,一路的记录都是一两年就有起色。我一直有个意识,人活着就要干事情,千事情就要干好。干得好不好,有三个标准:第一个,把事情做好,事情做好的关键是利润要增长;第二个,做事情,钱花多了也不行,那些年我们是帮国家搞企业,帮国家搞就要替国家算账;第三个,干事情就要对大家都有利。可以说,新平的实践为我后来管理玉溪卷烟厂打下了基础。”
追忆哀牢山:承受苦难和战胜苦难的能力
“在元江、曼蚌,一直到戛洒这20年,差不多占了我一生的一大段时间。”
就在这段时间,儿子褚一斌出生了,褚时健有了一个美满的四口之家。
褚一斌有幸在昆明出生,可他出生没几天,褚时健牵挂厂里的生产,催促马静芬回新平。褚时健的话就是命令,马静芬抱着儿子,和丈夫一起坐了三天汽车,回到了新平。不巧正赶上修路,车堵在漠沙江边等渡轮,一等几个小时。
褚时健归心似箭,不耐烦了,他说:“不等了,我们走回去。”
一听这话,马静芬眼泪流了下来。还有十几里路,抱着出生没几天的孩子,怎么走?褚时健对妻子的眼泪有些无奈:“在农村,女人路上生完孩子抱着就回家,哪有那么复杂?”
当年谈起这些事,说一次两口子就吵一次,为了这,马静芬不知哭了多少回。当光阴把记忆压成碎片后,她终于能够平静地回忆往事了。
“我这一生,大小产一共有五次。我的身体不好,每一次的反应都让人死去活来。生映群时,他来医院守过,以后就不来了。有一次我动大手术,他干他的工作,没来。手术完了,他到病房看了看,给我倒了杯水就走了。”
“在磨盘山时,我在山区小学教书,映群每天跟我到学校。有一次,晚上下班遇上瓢泼大雨,我们两个在山路上走,全身搞得和泥人一样,回到家连裤带都是湿的,他都没想起来接我们一下。”
“那段时间我流过一次产,他没时间管我,十几里山路,我一个人走去做手术,中间还要蹚水过一条河。我觉得他是身体太好了,体会不到我这种老病号的难处。”
“你别看他跟当地的农民、跟厂里的工人处得来,回到家和我跟孩子却没有话讲。我们两个孩子,他一个都没有抱过。在新平时,有个邻居偷偷问过我妈,映群是不是老褚亲生的?搞得孩子都怕他。映群在县城上学,离家几十里,他去开会,顺便到学校去看她,映群没钱花了,都不敢开口问他要点儿钱。”
“戛洒天气热,每天晚上都要洗澡。他肩上搭条毛巾,叫声‘走,儿子,洗澡’,自己就往前走了。一斌才多大一点儿,吧唧吧唧地紧跟着赶,他连头都不回。”
“我在戛洒小学教书时,因为是‘右派’的妻子受人欺负。我忍不住告诉了他,他咬着牙说:‘谁再敢欺负你,我就杀了他。’老褚是个说话算数的人,我以后就不敢跟他讲这些事了。”
妻子记忆里的戛洒生活,带着太多的无奈和心酸,那么,女儿褚映群的记忆呢?
褚映群从小就没过过几天好日子。父亲命运的改变,不可避免地也改变了她的生活环境。爸爸从国家干部变成了大山深处接受劳动改造的“右派”,她童年和少年的悲喜悠游,都与艰辛困苦紧紧相连。甚至她的童年和少年教育,也是在条件简陋的学校完成的。
生活的经历,让她从小就知道隐忍、懂得体贴、善于观察。她说过,有些时候,她是妈妈和爸爸之间的黏合剂,在这个四口之家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当年的采访中,她很少谈到自己,只是用一种冷静的语言谈及父母。
她说:“那些年我不记得过过什么好日子。有几年我和妈妈、弟弟在一起,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帮我妈带弟弟。对我老爸,我从来不会提要求,不会诉苦,因为我的老爸太坚强。我觉得,他甚至连表达感情的话都不会说。现在到我们家,你会看到他做家务、逗娃娃,对我的女儿和侄女很好,我觉得,他好像是把没有给我们的给了第三代。”
问起她的爱好时,她说她爱读书,小时候就喜欢,即使在新平傣族寨子里当知青的时候,她也坚持了读书的习惯。所以恢复高考后,她第一年就考上了昆明的大学。
这些事情在褚Ⅱ寸健的记忆里是不是完全没有呢?不是。
1991年的采访中,褚时健说:“我这个人太粗,当然,冈为我的粗,很多时候也得罪了我的家人。我不是有意的,希望他们不要计较。在我看来,我们这个家庭是高层次的。从困境中一路走过来,最后统一到对事业的追求上,很难得。虽然不表达,但我对家里的感情很深,如果没有他们,有时候我会想,干不成就算了,有了他们,我就一定要干好。”
几年后,褚时健的话得到了证实,他让妻子看到了他对她的爱、对这个家的负责、对女儿的痛惜、对儿子的牵挂。
1978年,“右派”问题得到最大力度的解决,大部分人“一律摘帽,回到人民的队伍”。
1979年,褚时健在戛洒镇上看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他对老伴说:“一切该结束了。我是搞经济、搞技术的,我们这些人又有用武之地了。”
此一去,山中二十年;此一去,青丝掺白发。
1979年,褚时健终于要离开哀牢山了。他将二十年山中生活的所有痛苦回忆打包装进了记忆深处……
他感慨:“这么多年,有人消沉了,有人说浪费了,不是有句话叫‘蹉跎岁月’吗?我不那么想。我觉得,经历对每一个人都是一笔财富。但一个被经历的苦难压倒的人,是无法得到这笔财富的。任何时候,我都想千事情,成绩算谁的我不在乎。我觉得,人在任何时候精神都不能垮,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有所作为,这是对自己负责任。人不光要承受苦难,还要有战胜苦难的能力。”
送别褚时健时,戛洒糖厂的职工依依不舍。在他们眼中,他们的厂长是个有着无穷动力和能力的人,用句最普通的话形容:只要他沾手的事,就能干好。
因此,他们对来接褚时健的玉溪卷烟厂的人说,戛洒糖厂的福气要被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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