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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推进（第2页）

抗敌演剧队成立了九队，也是“七七”周年以后的事。这是六处田寿昌、洪深、张曙他们的工作。主要是把各地流亡到武汉来的救亡团体的演剧队改编成的，由上海流亡出来的占多数。胜利以后有两部影片曾风行一时，《八千里路云和月》和《一江春水向东流》，其中有好些情景就是取材于这几个队的。

关于这几队的编成和以后的经历，寿昌曾经写过一篇很详细的报告，记得在什么戏剧杂志上发表过，可惜现在无从查考。

他们在编成之后到分发到战区之前，在昙花林受过两个月的军事训练。这些大抵都是意志坚决、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青年，待遇不用说也是非常菲薄的，然而也一样地甘之如饴。他们在分发到战区以后，所经历的各种艰难痛苦，那真是罄竹难书。他们有的在前线上阵亡了，有的病死了，有的整个队坐过牢（派往山西的第三队被阎锡山关过很久）。经过不少次的改编、淘汰、掺杂、分化，有的番号取消了，有的完全变了质。但有的在七八年的炼狱中一直维持到了胜利以后。这各队历史，假使由各队负责的同志写出来，再集合成为一本书，我相信是很有价值的。我希望朋友们联络一下，订出一个计划来，把这项工作做出。这机会，我相信不久是会到来的。

原队编成时的负责人和分发地点，我现在列表如下（主要是靠着乃超的记忆）：

①抗敌演剧二队首任队长为郑君里，后由吕复接任。

②应为徐世津。

③《沫若文集》第九卷原作“刘曼生（？）”，现据作者修订手迹改正。

④应为陆万美。

附带着我想叙述到寿昌所组织的地方剧训练班。

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便能和民间艺人搞得很熟，这是寿昌的大本领。在“七七”周年纪念以后，为了保卫大武汉，他竟把武汉三镇的主要的民间艺人组织起来了。楚剧班、汉剧班、京剧班、评剧班和杂耍，都集中了起来，经受过一个时间的训练。一方面把时势问题和抗战意义向他们灌输，另一方面也想改造他们的习惯，让他们了解一些新的戏剧艺术。

旧剧艺人们是很热心的，平常有什么号召的时候，他们赞助得很起劲。如像演剧献金的义举，他们是不惜功力的。受训的时候，他们也很热心听讲。在武汉撤守时，如楚剧班，抛弃了自己多年的生活地盘，随军撤退，流亡到四川去了。这不是很可感动人的事吗？

楚剧班的队长我记得是王若愚，本来是演丑角的，五十多岁，人很诚恳。他无论在什么时候，一看见我们便称我们为“老师”，其实我们所能帮助他们的实在太少了。到了重庆以后，他们曾在“一园”长期演出，以维持一班人连眷属的生活，生活是很艰苦的。后来受着压迫，又流亡到了泸县。再到后来便不知道怎样了。

五、抗宣四队及其他

抗敌宣传队四队是胡愈之和张志让负责组成的，比抗剧九队的成立稍迟。队员大抵是从当时有名的救亡团体，如蚁社、青年救国团（一般称为青救）、民族先锋队（一般称为民先）等，所选拔出来的。

抗宣性质和抗剧完全相同，他们所经历的艰苦也真可以说是难兄难弟。在三厅改组以后，所有抗宣、抗剧一律奉令改为“抗敌演剧宣传队”，合并而成为十队，他们是真真正正地化合了。

我在这儿仅靠朋友的帮助，把四队的经过简略地写些出来（主要是吴荻舟告诉我的）。

第一队的队长是吴荻舟，起初是留在武汉随部工作的，后经长沙大火，在湖南、广西、广东、赣南各地活动，并且流动到过越南边境。

第二队的队长是何惧，先分配到平江。于武汉撤守后由浙赣路到上饶，在赣东、浙西一带流动。

第三队的队长是郑含华，先分配到沙市、荆门一带，后至老河口、襄阳、樊城以及巴东等地活动。

第四队的队长是徐梓，是派到第八战区的，经过河南向西安一带活动。后来似乎和抗剧第三队合并了。

放映队四队的成立要比抗宣四队更迟，我只记得在武汉撤退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毕业，沿途跟着三厅走，在长沙和衡阳等地都还在受训。

放映队的组织比较困难，因为它至少须得有一架放映机和可以放映的影片，这些都多少要涉及一点专门的技术。而且放映机万一有了毛病，工作便会停顿。因此他们后来只能在陪都附近工作，所发挥的效能没有抗宣和抗剧那样广泛。

这四队主要是郑用之负责组织的，我只记得总队长是欧阳齐修（翰笙的从弟），其他各队的队长我不记得了。队员是由考取收录的，和抗宣与抗剧的性质不大一致。但从这些队员中大约也培植了些电影工作人员出来。

郑用之是以六处二科科长兼任着中国制片厂的厂长的，中制毋宁是他的主职。那时设在汉口北郊的杨森花园，原是行营政训处的附属机构，由我们接收了。但我们的接收只是关于业务的一方面，而没有过问它的财政经营；那一方面我们让陈诚的直属——总务厅去和贺衷寒相碰去了。

中制在抗战初期是有成绩的。那儿无论在编剧、导演、演员和技术人员方面，都集中了不少的人才。那些人差不多都是电影界的精华，而他们也都是受着极菲薄的待遇，专诚为抗战服务的。就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的朋友，所以我们才有胆量，接受中制的业务督导。

公平地说，中制的影片如《热血忠魂》、《保家乡》和《抗战特辑》，的确是发挥过教育宣传的力量。抗战开始时，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它曾派员去特摄。为了摄制阳翰笙的《塞上风云》，更曾派遣大队演员和工作人员由导演应云卫率领到榆林去，途中经过延安。它和中央宣传部所管辖的中央摄影场比起来，要勇敢得多，而且活跃得多。

但凡是稍有可取的东西，在国民党反动派看来都是坏的。像郑用之那样黄埔出身的国民党员，和贺衷寒接近的人，主要就为了经济上的摩擦，和陈诚搞不通，和后任的张治中也搞不通。在重庆时还被张治中抓去关了一年，中制被搞得一塌糊涂，已经是无声有臭了。（请注意：并不是无声无臭！）

六、衡山先遣队

在当时曾经有过这样的计划，万一武汉撤守，准备把衡山当作为抗战的大本营。

因此，当武汉开始疏散的时候，政治部便决定把一部分人预先撤退到衡山去，三厅自然也不能例外。

三厅派了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员，各处各科的人都有，是由杜守素率领前去，而同时把孩子剧团也一道带去了。

杜守素是我们的老大哥，我们平常称之为杜老。他是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出身，有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博士的高足，要早我四期。抗战前在上海被反动派抓去坐过几年牢，抗战开始前才得到自由。当淞沪战役时，张发奎担任右翼军指挥，坐镇浦东，要求我们替他组织了一个战地服务队，由钱亦石任队长，杜老曾任科长，亦石不久病死了，杜老便选升为队长。他在战区里奔波了好几个月才加入了三厅。现在我们又要委屈他带着先遣队到衡山去了。

是的，的确不能不说是“委屈”。衡山在当时仍然要算是后方，在保卫大武汉的战斗正像要打到火热的时候，谁愿意到偏僻的地方去，过冷静的办公厅生活呢？而且部方的负责人是张厉生（已升任为副部长），他是专门做内部工作的人，谁更能愿意在他下边受冷气呢？因此各处处长谁都不愿意到衡山，连副厅长范扬都不愿意去（他得留在武汉尽“监军”的任务），苦差事便只好落在杜老的肩上。

但杜老也乐意担任这项差事。他虽然是一位经济学专家，而对于国学却有深湛的素养，他在先秦诸子中喜欢墨家的逻辑，而在生活上也颇有那种勤苦节约、摩顶放踵的精神。但他是为了人民大众，而不是像墨家那样为了“王公大人”——他是窦尔敦，而不是黄天霸。这就使得他为了革命的利益，甘愿吃苦，而且仿佛愈苦而愈甘的那样。

先遣队到了衡山，很有趣的是驻扎在文庙里面，一位墨家巨子真真正正地和孔门圣人分庭抗礼起来了。而更有趣的是，杜老的作风竟使部方的张厉生佩服得五体投地。内部工作极有条理，卫生勤务非常整饬，桌上无隔宿的公文，杏坛有漏夜的弦歌，特别是同去的何成湘是把《总理遗教》读得烂熟的人，弄到部方有好些文件都非请三厅拟稿不可。张厉生好几次在纪念周上都当众宣扬，要大家以三厅为模范，学习三厅。而在私下对人赞扬杜老，他说：像杜守素这样的人倒不像个左派，像杜守素这样的人可惜我们国民党太少了。

就靠着杜老这种稳健的作风，使先遣队在衡山的对外工作也没有受到什么大的阻碍，特别是孩子剧团，在他的指导之下加强了内部学习，而在巡回工作中也获得了相对的自由。他们在驻扎衡山的短期中，曾经到长沙、衡阳、湘潭等地去做工作。在前曾经蔑视他们是“耍猴戏的娃娃儿们”的张公厉生，也公然看中了他们，每有群众聚会，都要让他们表演表演，仿佛是替他增光的少年先锋队。

当然不高兴杜老的也不乏人。鹿地亘的夫人池田幸子便是这其中最激进的一个。此外还有少数职员的女眷，她们是从城市里初次下乡的人，和乡下生活是不大容易合拍的，于是便惹起了物议：“奇装异服，妖艳过市。”杜老便不能不加以干涉，于是乎她们也就来个反攻，说杜老“老气横秋，顽固透顶”了。

但杜老这样程度的“顽固”倒是我们大家所赞成的。

在这儿还应该补写出重要的一笔。在三厅成立的当时，有过一项不成文的规定，为了避免意外的阻碍，除了附属机构之外，不录用女职员。这在当时是为前进的诸大姐们所谅解的。为了迁就，我们大家是受着怎样的委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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