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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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第6页）

机站的广厅内，在前壁的左右隅，有列宁和斯大林的超等身的塑像，均系米黄色。列宁在右，右手握着《真理报》，左手执着上衣的前襟，右脚前进一步，左脚尖踮着地。斯大林在左，左手扶着回栏或讲坛，右手亦执着上衣的前襟。英气勃勃，但亦和易近人。

广厅左侧的正中处有一通道。乘客被引向这一通道，左转，折入检查室。室的右手一半是食堂，有三张小方桌斜放着。靠右壁是柜台间，食品陈列在柜台上，黄油和黑鱼子都是过天秤称量出售的。

我身上没有一个俄国钱，我也不懂一句俄国话，虽然行李不受检查，我只坐在检查室里看着别人的行李受检查。肚子是饿了，但没有可能向食堂走去。那位法国老外交官和他的夫人坐在食堂里的一席，他看见我一个人在检查室里枯坐，便走来邀我去用早餐。我对他说明我没有钱，他说不要紧的，他请我。我便大着胆子，也怀着谢意，去和他们同席。吃了两片面包，一小碟黄油，一小碟黑鱼子，两杯红茶。外交官给我馈了，不知道花了多少钱。

食后等了很长的时间，飞机又才继续起飞。飞得不很高，略略有些簸动。向机下展望，一望青黄色的草原，渺无边际。在草原上有许多不定型的黑团点缀，就像整个的大地，面就了一张豹皮地毯。那些黑团不知道是什么，要说是浮云的投影吧，既不与云团符合，而本身也不动移。（这到后来我知道了，是一些焦炭地面，那儿的黑土是可以做燃料的。）天际有白云成阵，就像四面雪山环绕着的一样。飞到十二时左右，气候逐渐感觉寒冷，听说还要飞五个钟头，我自己发起愁来了。自己身上穿的是夏服，大衣和毛毯都锁在箱子里面去了，而是压在行李堆的脚底的。

一点钟的时候又停机一次，听说是斯大林格勒，但没有看见城市。（这也是后来才知道的，机场离城市还有四十公里。）机场不甚整饬，可以露天大小便，大有东方风味，大约是才经过战事的缘故吧。

应该是进午餐的时候，但我不好意思向站上走去。假使去了，又由那位老外交官为我付钱，那是有点难乎为情的。我便为了面子牺牲了肚子。算好，饿虽然饿，但因天气凉爽，口却不甚渴。在机场内盘桓了一会儿，又回到机上去。因为有人下机，取去了行李，我的压在脚底的皮箱却袒露出来了。我便把冬大衣取了出来，算是把寒的忧愁解消了。

休息了一个钟头的光景，飞机继续起飞。老外交官问我，为什么不进午餐？我只好说不大舒服，不想吃。他是随身带有两件大衣的，一件春大衣，一件冬大衣，他要借一件给我。他说：回头会冷的，你身上穿得太单。我告诉他，我已经把大衣取出来了。他这样在微细的地方，事事关注，使我感激。

原说五点钟左右可以到莫斯科，我便忍饥耐渴地等待着这五点钟。好容易等到五点钟了，莫斯科却没有到。在飘雨，离开重庆以后，才第一次看见下雨。雨有时很大，有时突然又晴了。这晴雨的变化，不用说只是飞行途程的变化。北国是要寒冷得多，飞度并不高，穿上冬大衣都感觉着冷。能把大衣取了出来，真是一件大幸事了。

一直到九时半，才到了莫斯科的中央飞机场。莫斯科虽是阴天，却没有下雨。飞机场上有人来接，我认得的是大使馆的秦涤清和李清盛两位，他们是得到德黑兰大使馆的通知。齐赫文斯基也赶来了，是重庆的老朋友，现在在外交部服务。他的中国话很纯熟。经他的介绍我认识了其他的几位先生。科学院的代表特罗伊次克，他是一位老学者，胡须都白了，是科学院的一位研究员。对外文化协会的代表栗文松，他是协会的东方部长，很年轻，怕只有三十岁左右，还有一位能说中国话的是苏布拉清太太，她也是属于对外文化协会的。

科学院的大会已经在昨天晚上移到列宁格勒去了。昨天的胜利示威游行，遇着大雨，在军士的游行之后，市民的游行便中止了，但依然是壮观。大会的代表和来宾们在参观了游行之后，便乘着火车往列宁格勒去了。

栗文松部长很殷勤而有力地挽着我，不断地用英国话向我慰问，我感受着兄弟般的情谊。不知怎的，肚子却一点也不饿了。只是坐了整天的飞机，耳朵愈是闭塞，就像自己的脑子，在皮骨之下另外又加上了一层包裹的一样。

在机站上的宾馆中休息，等待行李。在宾馆中又遇着了那对老外交官夫妇，他们也有人来接。我重新对他表示谢意，他又把他的夫人向我介绍了一遍。可惜我依然客气着，没有攀问他的姓名。

同乘着汽车经由通往列宁格勒的大道上驶入高尔基路，途中经过了普希金广场和马雅可夫斯基广场，一直到了红场附近。在照片和电影里面久已熟悉了的红场，克里姆林宫的尖塔，尖塔顶上的金星红星，都呈着欢喜的颜色在表示欢迎，好像在说：“老乡，你来了！”

是的，我来了。我确是到了莫斯科，就好像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一样。我当然不懂话，但当一个赤子初到他的家的时候，他能懂话吗？

落宿于红场附近的“国家饭店”（Natio

alHotel），第二三〇号房。决定明天乘飞机往列宁格勒。十一时入浴一次，热水满盆，为数年来所未有事，正整十二时就寝。

六月二十六日

一觉醒来，已经是大天亮了，看表却才仅仅三点钟，疑心表是停了。上它两手依然是满的，疑心表是坏了。分明天是亮了的，只好起床，但馆内馆外都毫无动静。走到楼口的柜台间去看，挂钟也依然只有三点过。

问题得到解决了：莫斯科天亮得快。

把行李检点了一下，准备只带一口小手提箱去，到列宁格勒是只有三两天的耽搁的。

苏布拉清夫人来了，约我同到食堂早餐。食毕她又告辞而去，她说要去替我买干粮，准备在飞机上用的。

齐赫文斯基来了，手里提着一口皮箱，很匆遽地一进门便向我说：我陪你到列宁格勒，九点钟的飞机，已经八点半了，我们要赶快动身。

我说：苏太太刚才来过，去办干粮去了，是不要等她？

——等不及了。

旅馆里的执事来了，把行李点交了给她，要她保管，我自己也提起一口小提箱，便跟着齐同志出发。

刚走到电梯口，苏太太抱了一大包干粮从电梯里出来，她说：替你们把干粮办来了。我另外还有事，不能送行。

齐同志把干粮接过了手，随即一同跨进电梯。

乘着汽车到了飞机场，特罗伊次克先生早在，他把旅行证和飞机票交给了我，同时又送了我一个科学院的纪念章，圭形，有撇针可挂，我便把来挂在衣领的左襟上。

到了九点钟，飞机却没有准时到。前线的红军正在部分复员，复员的红军是有乘机的优先权的，因此飞机不够分配。的确，机场上不断有飞机降落或起飞，上下的大抵都是军人，虽然也有少数的公民，但恐怕不及百分之二十。最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什么阔佬，这和别的地方只有阔佬才有乘机身份的毕竟不同。

飞机一直等到午后五点过钟才到。

在这期间，我们乘着汽车回到国家饭店去过两次。第一次去取来三种书，《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是预备送给科学院作为纪念的。第二次去取《世界史年表》，以备万一要做报告时的使用。

带来的干粮也在三点钟的时候打开来吃了。面包、黄油、干酪、香肠、还有茶叶和干饼，后两者留着没有用。特罗伊次克先生，我们也请他吃了。他在机站上足足陪了我们一天，我过意不去，请他老先生先回去了。

最后我们还巡览过莫斯科的市容。到过红场，从列宁墓前经过，再沿着莫斯科河，把克里姆林宫绕了一转。“克里姆林”据说就是堡垒的意思，是蒙古人侵入时开始建筑的。也到过体育场，把一八一二年拿破仑侵入莫斯科时所住过的那间屋子也绕了一遍。

依然是运输机。沿途都是低飞，足足飞了三个钟头，飞到了列宁格勒。阿列克塞也夫院士和另一位科学院的代表在机场上迎接。我坐上了阿院士的车，齐同志和另一代表同车，向市内驶去。阿院士是苏联首屈一指的汉学大家，今年六十二岁，苏联的汉学家差不多都出自他的门下。他从前到过北京，所研究的主要是中国古典文学，曾翻译司空表圣的《诗品》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他能讲中国话，但他的中国话每每是纯粹的文言。身体很魁梧，衣服很朴素，用着一只丁字形的大手杖，很有些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袁同礼、顾颉刚、马衡诸君无恙乎？阿院士在车上问我。

我回答道：无恙。诸位都在重庆。

——胡适博士，近来见解有变乎？

我不明白所问的是何种“见解”，踌躇着没有回答。

——他认为施耐庵高过司马迁，《水浒传》胜过《史记》，不免是偏激之见哉。司马迁毕竟是大天才，《史记》是一世界大杰作。我没有表示意见。在我看来，两位古人都是伟大的作家，两部书也都是伟大的杰作。这或许骑墙得一点，但事实上是时代不同，性质也不同，我们似乎可以不必强为轩轾。

阿院士说他打算写一部中国文学史。用外国文写中国文学史，首先须得把中国历代的代表作翻译成外文，这是一项极艰剧的工作。阿院士正不辞劳苦地在从事着古典作品的翻译。他翻译了陆机的《文赋》，谢庄的《月赋》，宋玉的《风赋》等，甚至如王勃的《滕王阁序》之类也翻译了，实在是值得惊佩。阿院士也主张翻译一定要信、达、雅，而特别注重雅。假使失掉了原文的美，那就等于把原文糟蹋了。他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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